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27/53页）

热血沸腾的康有为还是涉及了一个严肃而敏感的问题：帝国体制的变革。“变法成天下之治”——这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重要建议，也是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政治动作的核心。仅仅在《上清帝第二书》里，康有为关于变革的设想和建议就几乎囊括了支撑帝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拿他的话来说就是富国、养民、教民和革新。“富国”包括了对下列行业的整顿：货币、银行、铁路、工业制造、矿业开发和邮政。“养民”包括优先发展农业、鼓励科技发明、加强贸易流通和开拓民政事业。“教民”包括加强中国教育中自然科学的含量，内容例如天文、地矿、图绘、医律、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等。当然，在普及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不能忘了中国的文明传统。具体建议是：把全国乱七八糟的“乡落淫祠”全部取缔，改成孔子庙，令全国一律“独祀孔子”，以“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严肃的建议到这里还是发生了荒谬的拐弯——康有为们所说的“乡落淫祠”指的是什么？也许是指民间那些“不正规的信仰”吧。让四万万人的思想“独祀”一个孔子，这恐怕是只有帝国文人才会想到且为之不懈努力的一个理想境界。帝国文人的矛盾在于，他们是最反对给思维“划定范围”的人群，而为了让皇上高兴，他们又是用文字围剿“不规范思维”的最积极者。这样的矛盾延续千年，史不绝书。

可能是受洋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启发和刺激，康有为还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诞有趣的建议：派中国人到外国去“传教”！康有为派出去的中国人不是和尚、道士和尼姑，而是像他这样有学问的中国人，也就是帝国的知识分子。帝国的知识分子到外国去传什么教？当然是中国的姓孔名丘的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就可用中国的“圣教”去改造和教育那些野蛮的洋人。康有为还进而想像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出去“传教”可以一举多得，“可觇夷情，可扬国声”——扬国声是宣扬国家精神，而“觇夷情”却多少有点诡秘了——“觇”这个只有中国文人们才会使用的孤僻汉字的含义十分单一明确，就是“侦察”和“刺探”的意思。（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135页。）

但是，即使是这样千奇百怪的“书”，在那个年代里也绝对是“一声惊雷”了，在帝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敢这样议论国事。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虽然皇帝没看到，但是在京城却被广泛传抄，到了“索稿传天下人人墨争磨”的地步——康有为出名了。

而且，中了进士的康有为眼看就要当官了。

要想得到理想的官职，还要经过更高层的殿试和朝考。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名为“时务策”，考察的是对国家政策的见解。殿试之后便可取得“出身”，而且殿试的一甲三名立即会被授予官职，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和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除了殿试的前三名外，其余的考生还要进行朝考，考题两道，皇帝特派大臣阅卷，朝考的成绩结合殿试名次，再由皇帝分别授予官职，其中优秀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中书和知县等官职——中国的读书人只有进了皇家最高人才库翰林院才算是真正地要飞黄腾达了——帝国的大员们几乎都来自于翰林院。

康有为的殿试和朝考都考砸了。

其实，康有为能以37岁的年龄中进士也纯属侥幸，侥幸于另外一个考生的考卷写得太好了——那个考生就是他的门生梁启超。

梁启超，和康有为同为广东人，比康有为小16岁，他的家庭世代充满了“力求功名，热心世事”的寒士家风。祖父虽然“饱学多智”，但是在考场上奔波一生，只考得秀才，最后花钱捐了一个“县教谕”的小官。父亲的运气更糟，“屡试不第”，连个秀才也没混上，一辈子仅仅是个教书先生。这个对功名追求得几乎绝望的家庭把所有的希望全部集中在梁启超这个长子身上了，因为他“天资聪慧”，六岁时已能对仗合体用典自然，九岁时能写出“洋洋千言的八股文章”，十岁时得到了一本曾经考取过殿试“探花”的著名洋务派人物张之洞的著作《■轩语》，“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考中秀才之后，梁启超16岁参加举人考试，做的八股文的题目有：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来百工则财用足》；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的题目更是充满南国风味：《荔实周天两岁星》。梁启超诗文写得美妙如同浮云悬月，于是考取第八名举人。更让他和他的家庭意外欣喜的是，在主考官、副考官、学政等官员们和新科举人一同“欢宴”的时候，主考官李瑞一眼便看上了这个年轻举人，竟然当场决定把自己的堂妹嫁给梁启超，这真的证实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书中自有颜如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