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11/53页）

当朝鲜国王为了镇压国内的一个“既反对政府腐败，又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组织请求中华帝国政府出兵的时候，中华帝国的皇帝感到这是一种“上国体面”，当然责无旁贷——中国向领土之外派出军队，在它的历史上极其少见，而且即使向领土之外派出军队了，其目的与洋人派军队来中国也截然不同：后者是在军队的护卫下进行商业上的强买强卖和文化上的强行灌输，最好是“发现”一块“新大陆”并且插上自己的国旗，宣布从此对该土地“以本国国王的名义实施管辖”；而中国人认为这样的念头连想一想都是羞耻的，不符合泱泱帝国的翩翩风度和道德规范。而之所以派出军队，只是中国皇帝一向对“天下”的恩赐和怜悯。于是，1894年6月4日，帝国政府命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致远舰和扬威舰赴朝鲜仁川，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淮军1500名分乘招商轮船前去朝鲜。同时，遵照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中国驻日本大使汪凤藻于6月6日将此事通知了日本。

没有人知道，这时的中华帝国其实已经落入了日本人——那些即使是强盗也是矮小的强盗——的圈套。

1894年6月5日，日本成立了由参谋总长、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长等高级官员组成的战时大本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亲自向回国述职的日本驻朝鲜大使大鸟下达了向中国挑起事端的任务。大鸟当天就带400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八重号”巡洋舰返回朝鲜——从时间上看，中国军队此时还没有出动，日本军队已经浩浩荡荡地向朝鲜出发了。

日本人早就决心和中国人打一场仗了。战争的目的明确而简单：英国人跟中国人打了，法国人也打了，该轮到日本人用战争证明它有资格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了。中华帝国应该给予日本人真正的“洋人”待遇，在已经处于将被瓜分的中华帝国的领土上得到它的那份份额。朝鲜问题对于日本人来讲仅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而已。

7月12日，日本外相训令驻朝公使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358页。）

7月14日，日本正式向中国总理衙门提交照会，直接威胁说：鉴于清国政府拒绝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鲜内政，“今后因此如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这等于明确告诉中国，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面对日本人的战争威胁，帝国政府显示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所畏惧的气概。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热血沸腾，督促军方“筹备战守”的诏书一道接着一道。原因很简单：日本不是大英国大法兰西，如果日本人真的敢于和地大物博的中国打仗的话，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出出这些年受洋人窝囊气的机会。中国人管此举叫做“扬我国威”。

就在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一直注视着形势发展的帝国主义们出面了。

帝国主义们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们希望战争，尤其希望中华帝国对外战争爆发，因为这不但可以削弱这个帝国的国力，而且还可以检验这个帝国目前的抵抗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自中国务实的官员致力于洋务运动后，帝国的防务实力让帝国主义们有点儿不摸底了。只是，除了日本人之外，帝国主义们并不希望日本人真的打胜，至少是不能让日本人获得圆满的胜利。因为如果这样，中国人给日本人的好处肯定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中华帝国的版图和市场再大也是有限的。

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赶到天津会见李鸿章。在了解了局势的真实情况后，他答应由英国政府出面劝说日本停止向朝鲜增兵，但临走时他又补充了一句：“就怕日本人不听。”

俄国公使格希尼接着来到天津，在探听到了帝国政府的坚决态度之后，表示“俄朝近邻，亦断不容日本干涉”，并且说如果日本人不听，俄国准备“压服日本”。至于怎么个“压服”法，俄国还得考虑考虑。

但是，没过几天，中华帝国驻英国大使的情报传来了：英国的工厂正在为日本人制造“大铁舰”。接着，俄国公使也派参赞来阐述俄国方面考虑的结果：鉴于和日本的友谊，只能劝说日本撤军而不便武力逼迫。

1894年7月21日，已经被“帝国主义”们的“调停”耽误了调兵时间的中国迫于军事形势和驻朝军队的安全，开始向朝鲜增兵“以防不测”。出于对日本有可能袭击运兵船的担心，帝国政府特地租用了英国的商船。中国人认为，日本人胆子再大，也不敢在公海上向英国船队开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