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误用照片的原委（第4/5页）

我立刻派下里先生到他那里去。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附录要图。这就是撰写《恶魔的饱食》的契机。下里先生是我10年来的朋友，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能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工作中得到他的帮助。在《赤旗》报委托我撰写连载小说《死器》时，实现了这个愿望。我又同《赤旗》报交涉，把《恶魔的饱食》以《死器》副产品的形式，作为它的延伸强行取得了版面。

当时《赤旗》报对731部队的认识还很肤浅，对于刊载《恶魔的饱食》的态度是消极的。当时，我提出，在《恶魔的饱食》执笔期间，请下里先生做我的责任编辑。这个条件被接受了。下里先生是以我的秘书的身份参加有关《恶魔的饱食》的工作的。

关于《恶魔的饱食》误用照片一事，与《赤旗》报和光文社没有任何关系，两者也没有任何责任。

在前些时候，关于误用照片问题，我遭到攻击是很自然的。作为作者，我应当首先承担责任。然而，部分新闻界人士却把对我的攻击偷换成对日本共产党的攻击。一些并不是我的读者，他们恐怕迄今连我写过的书一本也没有读过，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看过《恶魔的饱食》，此时，他们以误用照片为口实，来攻击日本共产党及其机关报《赤旗》，企图借此掩饰731部队的罪行和战争责任。

这是明显的偷梁换柱。《赤旗》报只不过为《恶魔的饱食》提供了发表的版面而已。《赤旗》报没有购买包括照片在内的任何资料，采访的全部费用是我筹措的。采访的总指挥是我，作品是我写的。如果我是傀儡的话，那么，采访费用不会由我来负担，下里先生的名字也不会出现。追究“误用照片”的责任是应该的，但是绝不能把它作为“左右”（政治上）之争的武器，并利用它来掩饰731的罪行。

如果攻击的话，应当只把我作为攻击对象。我声明：我绝不是“左右”之争的工具。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追究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及宣传，并非仅仅是《恶魔的饱食》。企图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而提出反证词的人们，必然否定迄今发表的一切揭发或涉及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和宣传。

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的人们，最终和我爱国的方法有所不同。他们谴责我过分夸张了日本的阴暗面，寡改了历史。可是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日本存在着那些阴暗面。

是把那些对国家不利的一切全部掩盖起来呢，还是坦率地承认国家过去所犯的错误，立足于深刻的反省之上，以免重蹈覆辙呢？在两者选择中，我选择了后者。

误用照片的责任的确是重大的，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但是，对于那种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企图掩饰过去所犯错误的做法，我是绝不屈服的。他们一贯的论调是，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应当把国家利益置于国民之上来考虑。

这是令人吃惊的时代错误，是一种把日本视为世界孤儿的危险的爱国主义。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是夸大日本的阴暗面，篡改历史的人们，却不知他们掩饰日本的阴暗面，不正是对历史的篡改吗？

太平洋战争是日中战争的延长，确实是一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国民有义务将对其他民族所犯的罪行告诉我们的后代。国家的罪过和家长的罪过不同。那是国家在统治者的错误指导下，驱使国民集体疯狂中犯下的罪行。如果将这种过错掩盖起来，那么，不了解过去的新一代人，将会多次重蹈覆辙。这一时期，到我这里采访的外国记者，异口同声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日本人为什么不亲自去追究战争罪犯的责任呢？

对于过去的战争，全体日本人都是共犯，由于教育不断灌输，从而使人们相信那是正义的而参加了战争。我们绝不能再次成为恐怖的共犯。原731部队人员、K大学教授植村肇先生说：“因为是战争，所以没有办法。”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因为是战争而没有办法。

发生误用照片问题后，连日来在我工作地方的周围出现了攻击我的宣传车，他们用违反防止噪音条例的高音喇叭，骂我是国贼、非国民和卖国贼等。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就出动大批警察来保护我。

宣传车上的人们，要求和我面谈，我表示拒绝。因为要求同不相识的人面谈，毋须穿着迷彩战斗服或行动服，更不必乘坐宣传车进行谩骂。我要求同意见对立的人面谈时，绝不穿战斗服，也不乘坐宣传车，而事先取得联系，必要时带上介绍信。这是会见不相识的人时所必需的程序。

人们有不同的信仰和主张，能够自由地讨论问题，这就是民主。在和平的法治国家里，意见发生对立时，有什么必要让警察来保护呢？在民主主义国家里，本来就不必要保护。这证明日本在言论和行动自由方面还存在着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