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南宋150年的“规模说”（第3/6页）

这么一说，高宗便消气了，马上召见傅亮，赐五品官服，让他带兵万人并充足的钱粮，去经营河东。

对于河北、河东的一切事务，李纲颇为在意。上任之初，正逢皇子诞生，李纲率执政入贺，趁机上奏道：“皇子降生，依祖宗先例，应当大赦。陛下登位时，已经大赦天下，而独独遗漏河北、河东与勤王之师。两路为朝廷坚守，如果赦令不及，人将以为朝廷已将其遗弃，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而勤王之师虽不曾用，但在路途上往返奔波半年，带甲荷戈，披霜冒雪，也甚劳苦，且疾病死亡者不可胜数。如果恩恤不及，日后再有急难，何以使人？”

高宗听了，猛然醒悟，便采纳了这条建议。

接着李纲又敦促皇帝下诏，褒慰两路军民，正式公布“保全一方即加官”的决定，同时也有诏，令两路军民不得无事生非、随便怀疑和擅杀官员。

李纲也考虑到了两路在经济上的困境，命有关部门紧急印刷钞票送往两路州郡，又拨款给两路漕运司买粮供应军民，调拨部分内地的税金供两路行政支出使用。

这些措施立竿见影！两路军民都知道了新天子的恩德，人心振奋，每天递往朝廷汇报军情的蜡书不断，经常有大破金军的捷报传来。啸聚山寨的豪杰也纷纷应募投军。金军留在三镇地面上的围城部队，见势不妙，不得不纷纷撤围。

李纲又挑选了可用的武将，沿黄河设立了六处沿河巡察使，各负责一段，作为前线的情报机构。

这时候黄潜善建议：可以令马忠率领所部兵马，会合雄州弓箭手李成所招募的五万人，瞅个空子进入两河界内，金人必会解除所有州郡之围而图自保。

对此，李纲却有不同看法。他说：“这叫做‘批亢捣虚’，固然是古之兵法，但我军士气太弱，恐不可深入。而且马忠此人在靖康初尚肯卖力，后官高志满，爱惜名声不肯决战，屡遭败绩，恐不足以胜任。不如派他协助张所，先就近克服睿、卫、怀三州，而后乘胜北上，则诸郡之围必解，真定也可收复，河北从此无事矣！”

此时金人留在三州的军队仅有数千人，其余武装都是驱使百姓，令其剪发充作“伪军”。张所受命招抚之后，已派间谍与之通气，被胁迫的宋人多愿为内应。若官军出击，里应外合，三州可指日而下。但是黄潜善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高宗经过考虑，同意了黄的意见，李纲也不愿力争。于是朝廷任命马忠为河北经制使，张换为副使。张换也是陕西人，为人质朴，有谋而善战，其才干远胜于马忠。朝廷让他既为马忠副手，又负责协助张所。

这是李纲任宰相以来，高宗第一次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其用意为何，不详，也许是为了在李纲与黄潜善之间搞一下平衡。

内政方面，清理附逆的事情仍在进行。谏官邓肃曾身陷围城中，对附逆官员的情况知之甚详，他上呈了《论伪命臣僚札子》，提到有遗漏的“余孽”。李纲便命开封留守查询出姓名来。在追查过程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罪官们的供词往往涉及吕好问！

附逆问题事关现任执政之一，这事情就闹大了。吕好问是大宋名门之后，曾祖父吕夷简、祖父吕公著，都是赫赫有名的宰相。起初由李纲推荐他为谏官，其后为侍从。张邦昌僣逆后，拉他做了伪执政，算是落了水。但是，他任伪官后做了一件事救了他自己。那就是，曾写蜡书秘密送至大元帅府，敦请赵构赶快即位。因此高宗一上台，首先就投桃报李，提拔他为右丞。

然而，现在秋后算账的来了。邓肃在谈到他时，因考虑他有功，语气还颇为宽恕。但是侍御史王宾就不那么客气了，上疏极言吕好问不忠：“好问在围城中，二圣被拘押在虏营。他应该以蜡书催元帅府进兵解救，却反而劝进（劝赵构登极），此乃‘怀贰挟奸’，无大臣节操。何况还曾有受伪命的污点，因此不可立于新朝！”

这个参奏依据的是堂堂正正的原则，无可辩驳。吕好问当初所做的倒不一定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但的确是从务实方面考虑得较多，以为自己这样做是押对了一宝。没有想到，当一切危机过后，人们的评价标准仍是一个不变的原则。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这可以视为一条戒律。任何以“形势所迫”为借口的叛卖、堕落行为，迟早都是要还的！

吕好问为此大惭，只能极力求去。不久，高宗就让他知宣州（今安徽宣城）去了。

谏官邓肃还有一疏，是弹劾前朝红人耿南仲的。耿南仲担任割地使时险些被拒降的河北军民抓住，他溜得快，跑到了汪伯彦那里安身，成了大元帅府里最早的一批人，但此时还是被揪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