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拜相从头收拾旧河山（第3/6页）

话刚说完，宫中又有使者前来催促李纲快行，说皇上决定赐御筵于金果园，由黄潜善主持宴会，吕好问、汪伯彦也出席。

李纲不敢受命，连忙写奏疏推辞。

走到南京近郊，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见，说起前些日子高宗派人持御书，前往湖北迎接李纲，书信上写有“学究天人，忠贯金石。今日百姓之命急如倒悬，若非不世之才，何以成就大事”之语。李纲听了，更是感激流泪，马上就起身赶往行宫。

在南京城门外，黄潜善等三位执政亲自恭迎。他们告诉李纲，御筵已按李纲的意思免了，先请回馆所休息，暂以城北的一处官衙为宰相府第。

歇息了不大一会儿，高宗就派人来宣召。接见的地方是在由知府衙门临时改建的行宫里举行的，这天，恰好是高宗登极满一个月。见了高宗，李纲做了述职，说话间不禁涕泗横流，高宗也很感动。李纲在奏对时首先表示了两个意思，一是他对大宋百官没有气节表示了愤怒：“金人迁劫二圣之后，派奸臣传命，废灭赵氏，而立张邦昌，伪号大楚。在京侍从百官北面屈膝，奉贼称臣，没有一人死节。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如此者！”

二是表示：中兴大业，责任全在陛下和宰相，而自己力量微小，不足以报答知遇之恩，望皇上收回成命，将宰相改授他人。

高宗这时初即位，头脑还相当清醒，他说：“朕知卿忠义甚久，在靖康时出力甚多，为同僚所不容。朕当时曾进言：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非以李纲为相不可。今日朕孑然一身，有赖卿左右扶持，共度艰难。此意已决，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李纲见对话的气氛很好，就提出了颜歧奏稿的问题——他要把障碍尽量消除在萌芽状态中。李纲说：“假如颜中丞认为，臣之才能不足以任宰相，那还可以；但是说臣为金人所恶，所以不能为相，这我就不明白了！金人与赵氏为仇敌，赵氏之臣为金人所喜者，必有能得金人欢心之处。对这样的人不提防，反而要用为相，则自古卖国者都可为忠臣了！”

高宗听了笑笑，说：“颜歧是有此言。朕已告之：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颜歧无语而退，此不足虑。”

接见完毕，高宗就派人陪送李纲到都堂开始办公，又命三执政也都到都堂聚齐。

次日，有旨让新班子奏事。李纲与众执政奏事完毕，又留下来单独奏对。他对高宗说：“自古人主（皇帝），惟论一相。相得其人（宰相人选得当），则朝廷正，而天下之事成；相非其人，则朝廷乱，则天下之事废。”

这是千古至理。中国古代的皇权体制，实际上是皇帝与宰相班子共治天下的集体领导机制。宰相的为人确乎影响巨大。以往的历史研究者，往往为“封建专制”这个概念的表面意义所制约，忽略了宰相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

李纲说这些，本意还是想辞职，他不想再做一回被人诬陷的政治箭靶。

高宗告诉他：“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灵，赖卿以安！”——这个问题，就不用再谈了。

李纲内心感激，但还是要把话说在前头，他说：昔日管仲对齐桓公说过，君主往往有几大毛病，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虽然用你但不能放手重用），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能信而又以小人参之（利用小人给你掣肘），这都是有害于霸业的。

李纲回顾了自己在靖康时期因为“愚直好论事，为众人所不容于朝”的往事，提出要求：“如今后臣再次孤立，望陛下详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臣得以尽职，虽死无憾。昔日唐明皇欲用姚崇为相，姚崇进言十事，皆中一时之病，大多施行，后世赞美之。臣慕其为人，今也有十事上达，请陛下选择可行者批准施行，臣乃敢受命为相。”

“你说吧，无妨！”高宗答应得很痛快。

李纲说的这十条，实际是他的施政纲领，显是在赴南京途中已有过深思熟虑。其一曰：议国事。李纲认为，中国抵御夷狄之法，无非“战——守——和”三个层次，基础是要能战。靖康末期，这三样一样也不行。而今日要战，力量也是不足，所以决不可议和（那样只能自取其辱）。不如以守为国策，等待政治修明，士气重振，再议大举。其二曰：议巡幸。陛下您刚即位，一定要去汴京拜一下太庙，以慰人心。汴京暂时不可居，则可巡幸各地。根据战略地理的轻重，可先去长安，再去襄阳，最后去建康（原江宁府）。

其三曰：议赦令。祖宗在登极时，赦免令是有一定法度的。前一段赦免张邦昌伪官，所有罪官一律复职，太过泛滥，必须改正，应按法律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