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惯于“惹是生非”的太学生（第3/4页）

入学之时，朝中正是蔡京当道，朝政糜烂如江河日下。一路所见，太湖采石所的官船，高挂“应奉局花石纲”的皇家大旗，十多艘一队，在水路上横冲直撞。

沿途百姓不堪搜刮，怨声载道，都说国家将要败在这伙奸贼手里了！

民间疾苦深深震撼了从深宅大院里走出的年轻的李纲。他不禁浩叹：人间何世，百姓何辜，要遭这刮骨剔肉的残酷盘剥？

李纲是精英教育熏陶出来的学子，坚信儒家真理。古来孔子讲“求仁”，孟子讲“民本”，可是眼前的景象，哪里有一点仁义和爱民可言？他搞不懂，难道真理就是写在纸上来哄老百姓的？

在太学里，人也是物以类聚的。李纲结识了同学李彪、陈朝老等人，彼此情投意合，如同手足。他们目睹奸臣弄权，朝政腐败，都压不住心头的一股怒气。几个人聚在一起，免不了要慷慨陈词，指斥时弊。

李彪这个人，入太学已有些年头了，因为敢言而触怒了学官，同时又无强势人物做后台，因此迟迟得不到授官。同年的学子，到了“释褐”（脱下布衣、换上官袍。意为毕业）之时，大多都顺利进入官场，混得风生水起。而他，则一直伴着真理的化身——孔老夫子的塑像吃冷猪头肉。

越是郁闷，他越是要说！

借酒浇愁之时，他总要破口大骂：大小官吏只知争权，宦官阉人只知残民，朝廷只知敲骨吸髓，还让百姓活不活了？

除了骂以外，李彪还将所见所闻种种，写成了一道奏疏草稿，全面抨击当朝执政的弊病，准备有机会上奏给皇帝。

学官们对李彪的大逆不道早已很不耐烦，经常派人去监听。这日李彪骂得太狠了，太学当局认为不能再容忍，便将情况密报给了蔡京。蔡京大怒，说：太学本是弘扬朝廷教化之地，有如此悖逆，还要太学做什么？于是下令将李彪逮入监狱究治。

太学当局杀了鸡，但是却没吓住众多不满的猴。李彪被逮后，又有陈朝老奋身而起，上书皇帝，说皇帝五次任命宰相都所用非人。当朝大佬只知贪婪跋扈，坏事做绝，天下万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太学生就是未来的官员，是国家的栋梁，老是这么闹，着实堪忧。

这日，徽宗、皇太子赵恒和蔡京正在殿上商议，如何打压太学里的这股逆流，内侍又递上来一个东西，是太学生邓肃进呈的政治讽刺诗十首。

徽宗看罢，心里有气，半晌不语。

蔡京在旁趁机奏道：“邓肃以诗讥讽朝政，还敢公然上呈，应予严处。如不杀，有人将更肆无忌惮，浮言谤语，将扰乱天下而不可收拾。”

宋代没有杀大臣的先例，更别说杀太学生。徽宗虽然觉得蔡京说得有理，但权衡再三，还是不敢开这个恶例。于是下令将邓肃除籍，遣返回乡，交给州县严加管束。

十天后，太学将邓肃开除遣返。临别的那天，李纲一直把他送到东水门外，执手洒泪而别。

几番整肃，太学里的刺头给收拾得差不多了，当局终于落得耳根清静。

古代的昏庸之主，有一个习惯性思维：以为人家不说了，问题就没有了；所以他们不怕腐败弊政能亡国，而只怕人们发牢骚。

高压之下，太学生们的表现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花天酒地，无心向学，一天到晚去干谒权贵，为自己毕业后谋个好出路；另一种就是埋头苦读，从读书中寻求解脱。学院当局也抓紧了课程，想以沉重的学业来压制思想自由。

太学的课程，后来发展到十天一小考，每月一中考，三月一大考。考得你焦头烂额。当局还出一些拍皇帝马屁的题目，比如《喜见黄河清》、《天下太平赋》、《鹤瑞呈祥诗》等，让学生们写诗做赋。实质上，考试教育就是精神奴役，学校里没命地举行考试，就是为了磨掉学生们的锐气——几年考下来，你就是烈马也能给驯服了。

这种吹牛文章，李纲不愿意做，即便是写些言不由衷的话，他也感到是种耻辱。于是常常一下笔就离题万里，写成讽刺文章了。太学官员对李纲的这种不驯服也是大为头疼，多次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刺头：从出身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官子弟，但从言行看，又分明是个异端分子，不向学校当局靠拢，专和闹事者同气相求，专看异端的书，专写异端文章，显然不堪造就。

有人提议，找个借口将李纲除籍算了，但大家想想，又抓不到明显的把柄。讨论来讨论去，也只有听之任之。

李纲这位“愤怒青年”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代价，足足在太学消磨了七年大好时光。到最后，太学当局实在是烦了，恰好李纲这时也中了进士，他们才松了口气，赶紧送走这尊瘟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