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7/12页）

1885年10月之前，中国并未准备采取措施实现海军的统一指挥。由于南洋海军在福州被法军摧毁，这时，中国才决定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海军大臣，庆郡王和李鸿章为会办大臣[78]，1875—1885年间，还有些人出谋划策试图整顿各省水师混乱不一的状况；1877年沈葆桢则曾建议北洋大臣可率先建立舰队[79]；1884年张佩纶建议在总理衙门下设海部，恭亲王衷心赞同，甚至暗示应由李鸿章掌管海部。[80]然而，直到1885年，各水师仍被紧紧地控制在各地方疆吏手中。

这时，李鸿章既是北洋大臣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同时又是海军衙门大臣之一。因而他得以将二权合而为一。他不但全权负责所有北洋海防事宜，而且由于他是海军衙门唯一真正的内行，所以他对南洋海防事宜亦可发表意见，这就等于他控制了全国的海军。1891年醇亲王逝世，海军衙门的控制权落入对海防并不热心的一帮人的手中，这些人对李鸿章是阻挠而不是协助，加之恭亲王已不再掌管总理衙门，李鸿章在朝廷中就失去了保证其海军军费有可靠来源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结果便是他不得不重新依恃他的地方职位来维持和发展他的海军。[81]

李鸿章的地方职位使他有可能为了为中国夺回被外国人侵夺的商业利权、为防止外国人在中国攫取新的经济利益而建立各式各样的工商企业，而这又必然会加强他的地方权力，会促进其陆海军建设，因为这些企业的收入只要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就可以使国家富裕，就有可能促进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其有能力抵御外国的入侵。同时，李鸿章还可以借此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或是通过用一个企业的赢利建立另一个新企业，或是用这部分赢利到北京行贿以得到他所需要的支持来保证其官位。因而，实际上这些企业具有双重作用：从经济上军事上加强中国的实力，同时也加强李鸿章的地位。

李鸿章在制造业方面建立的第一个企业是1863年在江苏淞江建立的一座为其军队制造弹药的兵工厂，这是在前英军军医马格里鼓动下开办的，他向李鸿章论证说，从外国人手中购买武器弹药花钱太多。在淞江的一座寺庙里，马格里建起了一个车间，向李鸿章证明，中国工匠在他指导监督下能够生产出合格的产品。[82]1864年苏州收复后，工厂迁至苏州并加以扩大。1865年李鸿章移任南京时，把苏州洋炮局一分为二，一部分迁往上海由丁日昌主持（原文如此。——译者），丁日昌这时已经在苏州，为的是减轻李鸿章对外国人的依赖。丁日昌本为曾国藩派往广东办理厘金（1862），但是在那儿他却热心于制造弹药。李鸿章认为他的这一特长在江苏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因而在经过几番奏调后，1863年丁日昌北上帮助建立苏州洋炮局（原文如此。——译者）。在上海，丁日昌建立了一座小型机器局，后与曾国藩通过容闳从美国购买来的机器合并，成为著名的制造局。苏州洋炮局的大部分机器和人员则在马格里主持下随李鸿章迁往南京。[83]改称金陵机器局。李鸿章离开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金陵机器局据为己有，该局直到1876年还在为淮军生产武器弹药。[84]尽管直到1895年李鸿章还被列为江南制造局四大督办（Directors）之一，但是他一移任直隶，便开始丧失对该局的实际控制权，特别是在1880年代初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期间。[85]制造局或是政治工具，或是私人财产，要控制其产品就必须要对其密切监视。两江总督一职频繁易人，但是李鸿章却坐镇直隶达25年之久，因此，尽管他在南方失去了对江南制造局的控制权，但是他长期任职直隶，使他能够把天津机器局作为其军火供应的主要来源。

1872年李鸿章建立轮船招商局时，他告诉总理衙门该局的基本目的在于收回中国经济利权。[86]当时，外国轮船已经垄断了沿海揽载贸易并已深入长江及其他中国内河，抢走了大部分内地生意。李鸿章希望通过建立轮船招商局来分夺外国轮船公司的利润，并最终将其完全排挤出去。[87]1877年他开办开平煤矿的目的则是想为轮船招商局的船只和其日渐扩大的海军的军舰建立一座廉价、近便而又充裕的煤炭供应基地。[88]最初目的在于为运输开平的煤到天津而铺设的铁路，也由于军事需要而逐渐发展起来。李鸿章始终反对所有外国想在中国铺设和经营铁路的意图，他认为，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建造铁路，但是必须用中国的钱。铁路的控制权和经营权也要掌握在中国人手中。[89]1881年，为了传达政务和军情建立了电报局，仍为中国人自行建立的。1882年建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十年专利权，以阻止外国人建立类似的纺织厂掠夺中国的利益。漠河金矿（1887年建立）则为李鸿章的军队建设提供黄金。[90]李鸿章所有的工商企业都是中国自己投资兴办的，只有轮船招商局曾用过三笔短期外国贷款，而且这几笔贷款极易偿还[91]，因而，他就能够使他的企业不受外国债款的干扰，而外国债款在1895年之后是严重干扰了中国工业的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