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7页）

李鸿章曾经在安徽巡抚福济幕府中担任军职，可是他不满意福济的政策。因此，1858年底，他辞去了福济幕府的职务，准备加入曾国藩的幕府[24]，他觉得曾国藩肯定记得他这位老朋友并肯定会用他。然而，他到达江西曾国藩的大营后却受到了冷遇。等了一个月之后，他请求他的同年、新近加入曾幕的陈鼐为他说情，陈、李同是丁未进士并曾同为翰林。于是，陈鼐去央告曾国藩说：“‘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籍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傅相入居幕中。”[25]其实曾国藩是故意让李鸿章久等以陶冶其性情，使他不要妄自尊大。[26]

进入曾幕后，李鸿章初掌书记，继司批改文稿、草拟章奏。几个月后，据说曾国藩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27]

按照惯例，曾国藩幕府的所有成员都要在黎明时分和曾国藩一起进早餐。可是，李鸿章的家乡江北地区的习惯不同于湖南的习惯，李鸿章不习惯那么早吃饭，也不喜欢那么早就吃饭。一天，他以头痛为由没有起来去吃早饭。然而，片刻之后，曾国藩派了个差弁去请他。又等了一会儿，另一个侍从来告诉李鸿章说一定要等到所有的幕僚都到齐之后才开饭。李鸿章只得匆忙披上衣服来到幕僚们中间。“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28]

在曾幕中，李鸿章的职责不只限于起草章奏。咸丰九年五月（1859年6月1日至29日），他作为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军事参谋参与了攻夺景德镇之役。[29]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将迁大营于安徽祁门，这时，李鸿章基于军事战略对此举提出异议。他说，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没有进退的余地，因而使之成为战略险地。曾国藩对此劝告无动于衷，于是李鸿章就反复为此争辩。最后曾国藩说如果他胆怯害怕，可以辞职。[30]然而，当下个月（七月，8月17日至9月14日）曾国藩建议在淮扬地区建立一支水师以配合陆营作战、并同时保卫长江以北稻、盐产区时，他却提议由李鸿章来掌管这支军队并兼任两淮盐运使。李鸿章来自两淮地区这一事实无疑是曾国藩出此提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国藩还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堪当此任。”然而，这个建议并未得到批准。[31]

到1861年，李鸿章在曾幕供职已近两年，在此期间，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虽然李是弟子曾是老师，但是李鸿章似乎很不满意于他的职位低下。他和曾国藩一样同是翰林，有丰富的军事阅历，聪颖锐敏，最重要的是，他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他继续对曾国藩做出的决定表示异议，似乎他是曾国藩的平级而不是他的下级，曾国藩的严明纪律和给他塑造一个更稳定的性格的企图无疑也激怒了他。他们之间的这种紧张状态由于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11日至2月9日）李元度在安徽徽州的失败而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李元度是浙江人，1843年中举人，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他正在湖南做教谕，应邀加入曾幕，参赞军务。[32]据记载，1855年曾国藩受挫时是李元度劝止了他，使他没有自杀。[33]1861年初，李元度驻防徽州，曾国藩命令他不要出城进攻敌人。但是他不顾曾国藩的屡次告诫，出城击敌，结果惨败，徽州落入太平军手中。一段时间内，没有人知道他的死活。但是，最后他又出现在曾国藩大营中，然后，在对他进行调查之前又径自离营他去。这时，曾国藩——这个儒家道德主义者、严格执行纪律的人——想要弹劾他。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后去见曾国藩，试图劝阻他这样做。他列举了曾国藩和李元度长期亲密的交往以及他们曾一起度过的艰难困苦、在曾国藩处于困境的年代里李元度又是如何全力支持他的等等，最后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辞别曾幕，去了江西。[34]

李鸿章在江西都做了些什么，至今还是个谜，但是约八个月后，当李鸿章得知曾国藩的军队已经收复安庆（1861年9月5日）时，便写信给曾国藩道贺。曾国藩复信表示，如果他在江西无事可做，可以来安庆，这时曾国藩已在此建立大营。李鸿章随即打点行装，离开江西，来到曾国藩大营，又应邀重新加入了曾幕。现在为曾国藩工作的已经是一个经过了磨炼的李鸿章，从此，两人之间关系更加亲密，更加互相敬重。[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