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5/7页）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47]

这种幕府并不是曾国藩的独创。清代前期，有权势的地方官员如毕沅（1729—1797）、[48]朱筠（1729—1786）[49]和阮元（1764—1849）[50]均有好士之风，将各类人才罗致入幕；[51]但是曾国藩在1860年之后有这种品质、也有这种权势与影响将其幕府发展到一种真正独一无二的境地。在清王朝江河日下的时代，其他大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辈，亦以其幕府而闻名，但是他们的幕府不过是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却从未达到如此宏伟的高度。

曾幕所从事的活动范围宽广而且纷繁多样，既有功利性的，又有学术性的。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充斥着残忍与杀戮、自我牺牲和自我反省的时代，曾国藩的幕友们被要求竭尽全力而为之。由于“军书辐辏”，[52]文案们昼夜忙碌不停，以保证军情急报的收发，因过劳而病亡者有之。[53]赈济由战争、饥荒、瘟疫及洪涝引起的灾难，[54]以及征收赋税、清除贪官污吏，这些都检验着幕友们的智谋。[55]在奋力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的同时，曾国藩也关心着人们的思想，积极支持人们进行对孔孟之道至关重要的学术研究。他的幕友编辑了新版的经书和史书，[56]由曾国藩自己印行。[57]幕友们还与幕主一起举行非正式的消闲性文学聚会。[58]负责军事的幕友不仅要训练士兵、带兵打仗，还要为军队筹集粮饷，[59]为内河水师规划章程、招募水勇、建造战船，[60]筹划后勤供应和武器装备，处理军事行动中那些难以数计的文件。[61]尽管事务繁重，迫使某些幕友不得不再为自己聘幕友，[62]但曾国藩仍一派儒雅气象，在幕中豢养食客，这些食客不被分派任何具体职责，并且来去自由。[63]

曾国藩主要幕友的名单及其大致职掌如下：治政务者有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何璟、倪文蔚、方宗诚和萧世本；治文书者有许振祎、罗萱、程鸿诏、柯、向师棣、孙衣言和黎庶昌；出谋划策者有郭嵩焘、左宗棠、陈士杰、李鸿章、李鸿裔、钱应溥和薛福成；治水师者有彭玉麟和杨载福；治陆军者有李元度、唐训方、刘蓉、吴坤修和黄润昌；治军饷者有李瀚章、甘晋、郭崑焘和李兴锐；而吴敏树、莫友之、陈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唐仁寿和刘毓崧均为文士游幕；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和容闳则竭力尽虑于自强事业。[64]

1864年以前，镇压太平军一事占据了曾国藩绝大部分精力，但早在1862年他就开始将一部分时间用于如何加强国家力量以抵御西方入侵这一问题上。1862年6月3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幕友讲的下述言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65]曾国藩的计划是用西方的武器和科学技术来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为达此目的，他在幕府中罗致了这样一些中国人：他们受过西方数学、物理、地理和外交等方面的训练，能够建立并经营机器局、兵工厂和培训学校。[66]他最主要的两项工程，一是1865年江南制造局的建立，二是中国教育使团（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指幼童留美一事——译者）的派遣。在促成这两者方面，容闳（Jung Hung，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Yung Wing）起了重要的作用。

容闳自幼在澳门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接受西方教育，1854年成为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同年返回中国，但是直到1863年他所受教育的价值才为中国当局承认，就在那一年，他应供职于曾幕的两个朋友张斯桂和李善兰的邀请向曾国藩献策，将西方机器介绍进中国，并受曾国藩委派赴美国为嗣后建立的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为表彰他的贡献，清廷赏给他五品衔，不久，在1867年，又赏给他花翎并擢四品衔。容闳热中的计划之一是派遣中国幼童赴美国接受为期10年的技术教育，以之为向中国引进西方技术的手段。1870年，他的知己丁日昌将他作为幕友带到天津协助处理天津教案，在丁日昌的帮助下，他的计划呈交给曾国藩，曾国藩也一直在考虑这类问题。在李鸿章协助下，曾国藩将这一计划的细节加以完善。于1871年上奏朝廷。这个计划，即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得到朝廷的批准，1872年夏首批学生航海赴美。以自1869年起供职于曾幕的陈兰彬为监督，容闳副之。[67]容闳是第一个被迫以幕友身份进入官场的“归国学生”，因为他所接受的外国教育没有为他准备科举考试所需要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