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南朝策试制度及科举制的萌芽（第3/8页）

《陈书·袁宪传》：“宪时年十四，被召为国子正言生……在学一岁，国子博士周弘正谓宪父君正曰：贤子今兹欲策试不?”可知在学一年，即有资格申请考试。又同书《周弘正传》：“十五，召补国子生，仍于国学讲《周易》，诸生传习其义。以季春入学，孟冬应举。学司以其日浅，弗之许焉。博士到洽议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讲一经，虽曰诸生，实堪师表，无俟策试。”“应举”是指申请参加策试。周弘正入学不到一年，尚无应举资格，故学司不予批准。亦有在学数年方应策试者。《梁书·王承传》：“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书郎”；《陈书·萧乾传》：“年九岁，召补国子周易生……十五举明经。”他们大约因为入学年龄太小，须多年学习，方有能力参加策试。

又梁、陈国子生入学后即分经专习。如萧乾、王劢、王质、徐孝克、徐仪为“周易生”；袁宪、张讥为“正言生”(“正言”即梁武帝所撰之《孔子正言章句》)；刘珏为“礼生”。此外似乎还有“尚书生”。《梁书·江蒨传》：“选为国子生，通《尚书》，举高第。”考试之时，应是依各人所习之专业不同，分别地加以考试。

二、“以文取人”的进一步强化

汉代的察举制度，兼含“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多种因素，在发展之中，它们也各自获得了不同的制度化形式。在汉代后期，察举之实施还受到了“以名取人”的强烈影响。但自从孝廉、秀才先后实行了射策对策之法以来，考试之环节的分量便一直在不断地加重，“以文取人”的原则在不断地强化。

刘宋时孝廉之举一度较重孝行，但总的说来这不过是一个小小曲折。由宋有《元嘉策孝秀文》、梁有《孝秀对策》一点，可知南朝孝廉之举，似仍以经术策试为中心环节。梁代又别有“纯孝”之举。《梁书·孝行吉翂传》记丹阳尹王志“欲于岁首举充纯孝之选”；同书同卷《刘昙净传》：“会有诏，士姓各举四科，昙净叔父慧斐举以应孝行，高祖用为海宁令”；同书同卷《庾沙弥传》：“族兄都官尚书咏表言其状，应纯孝之举，高祖召见，嘉之，以补歙令”。又《南史·孝义沈崇傃传》：“郡县举至孝，梁武闻，即遣中书舍人慰勉之，乃诏令释服，擢补太子洗马，旌其门闾。”由举主身份各异一点可知，“纯孝”并非孝廉之别名。《宋书·孝义传》多见孝廉，而《梁书·孝行传》却多见“纯孝”。由“纯孝”之别设一科，亦可反映孝廉一科与孝行已不甚相干。

齐、梁之时，孝廉已颇少见。孝廉察举之员额，据《宋书·百官志》是“江左以丹阳、吴、会稽、吴兴并大郡，岁举各二人”。又《通典》卷十四《选举二》：“宋制，丹阳、吴、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余郡各一人。”查《宋书·孝义传》，会稽太守王韶之以潘综、吴逵孝义纯至，“并察孝廉”，是恰为二人。但据徐文范《东晋南朝舆地表》，宋文帝时郡数233个，齐建武时365个，梁大同中已达586个。郡数如此之多，而所见之孝廉反而日益减少，不成比例。那么，荒郡远邑是否都有岁举孝廉一人之资格，就是大可怀疑的。

刘宋之时，孝廉颇有寒庶，流品已杂。很可能就是因此，士族不乐为之；而作史者多为士族立传，故孝廉少得记载。南齐以下国学明经一途渐趋兴盛，孝廉科之地位，遂被明经取代。由之，同是以经术与文辞二科取士，南朝时又由孝廉、秀才之并立，变为明经、秀才并立之局。

《文选》六臣注本永明九年《策秀才文》发问语“问秀才高第明经”，李周翰注曰：“高第明经，谓德行高远，明于经国之道，第一者也。”王利器据之而言，“则六朝之明经，与唐有别”(3)；万绳楠则说，“这不是明经书，而是看是否明于经国之道，首先又是看德行是否高远，实际上是计官资以定品格。这种秀才，多半不学无术。梁时所谓明经，却真正是明经书”(4)。依二人意见，齐之“明经”是“明于经国之道”，梁之“明经”才是“明经书”。陈东原又据此说秀才、高第、明经为三科，至此“则三科皆策试了”(5)。对之首先我以为，李周翰之语乃是郢书燕说，并不可信。查《南齐书·百官志》齐建元四年选学官，“选经学为先，若其人难备，给事中以还明经者，以本位领”；又《梁书·贺琛传》：“琛幼，(贺)玚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玚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足见齐时“明经”一词就是明于经术之意，这不但与梁，而且与汉唐并无不同。“问秀才高第明经”译成今语，就是“请问你们这些才学高等、明于经术的秀才们”。“高第”、“明经”在此并非科目之名，“三科同策”于理难通，且策文明题为“策秀才文”，并不涉及其他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