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第2/11页）

刘毅《请废九品疏》又指出，中正“品不料能”，“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中正以含糊不明、暧昧空洞的“上上”至“下下”之“九品”，而不是以确实的功实评定士人，并且“状”也是“徒结白论，以为虚誉”，这就特别地适合于士族名士的口味。干宝《晋纪·总论》记晋时士族浮华之风：“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这“名重海内”之“名”，也便是刘毅所斥的中正所“隆”之“虚名”。中正采舆论之名誉而定品第，正好为那些无功实而负虚名之士族名士的入仕，大开了方便之门。可既然形式上中正是“乡论”的代表，恪守“选士本行于乡里”的朝廷便不能不尊重这种名不副实的“乡论”。以州郡各设中正一人计，大小中正二百余人，这支庞大的中正队伍，大多为士族权贵占据，他们“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从专制皇权手中，分割了相当一部分选官权力，并破坏了官僚行政的功绩择优原则。

刘毅称中正品第“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正中其弊。它既不能代表“乡论”叙德行，又干扰了有司褒功能。汉末士林清议可能形成对王朝选官的民间监督这一积极因素，并没有被中正制度继承下来；而汉末“以名取人”的以非文官评价标准干预选官的方面，在中正制这里却变本加厉了；“以名取人”造成的“天爵下通”、“机权多门”，在晋代并未使选官受制于民间，而是使选官机柄分之于士族了，因为士族名士，至此已成了士林的主导。

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是互相配合的。时至晋代，“清途”面向士族权贵的色彩更为鲜明，诸官职中别有“清官”，诸仕途中别有“清途”的观念，也日益明确。据《三国志·魏书·何夔传》注引《晋诸公赞》，言何遵“少经清职”；同书《邢颙传》注引《晋诸公赞》，记邢乔“历清职，元康中与刘涣俱为尚书吏部郎”；同书《韩暨传》注引《晋诸公赞》，记韩寿“早历清职，惠帝践阼，为散骑常侍”；又《晋书·何曾传》，记何蒿“少历清官，领著作郎”；同书《温峤传》，记温放之“少历清官，累至给事黄门侍郎”；又《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太康起居注》，记王冲为“尚书郎中，虽在清途”；《北堂书钞》卷六六引《齐王司马攸与山涛书》：“(太子)洗马，今之清选”，“(太子)舍人，今之清选也”。西晋虽然仍未完全形成严格的官职清浊分途之制，士族门阀也仍然未把“清途”诸官完全垄断，但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给事中、给事冗从、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东宫官等等官职，毕竟已经形成了高门权贵习惯经由的入仕荣途。《太平御览》卷二二一《束晳集》：“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皆是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若悉从高品，则非本意；若精乡议，则必有降损。”从“若悉从高品，则非本意”一语可知，“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一类“清官”要求以中正之高品作为资格，而“帝室茂亲”、“贵游子弟”，却大抵才行无可称述却可“悉从高品”，由此步入“清途”。九品中正制与“清途”的配合，成了士族门阀入仕的康庄大道。

可以这样概括，九品中正制是“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结合与制度化。必须指出，九品中正制优遇士族门阀，可是它与任子制、门荫制、恩荫制等等绝不相同。前者形式上中正必须征诸“乡论”、“清议”，考校士人“功德材行所任”，而后者入仕资格的确认则仅仅在于父祖的官位品阶。我们已经指出，可以把“士族”视为名士与官族的合一，他们并不同于汉世金、张、许、史一类世族贵戚。后者纯是权势与亲缘的结合，前者却有鲜明的文化性质。九品中正制恰恰反映了士族的这一特征。我们也已经指出，“清途”也有同样特征。士族所习居之“清官”，大抵是那些侍从顾问、文翰著述性的、需要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人担任的官职，这“清”原是从文化素质与文化素养上引申而来的。

所以中古之高门名士，每以“才地”、“人门”并称自矜。王珣欲得西镇，“自计才地，并应在己”；王僧达“自负才地，一二年间便望宰相”；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王朝选官，亦核之“才地”、“人门”。吏部郎张绪“以(王)俭人地兼美，宜转秘书丞”；蔡凝称“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王蕴为吏部郎，“一官缺，求者十辈，蕴连状呈宰录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无怨”。又北齐阳休之“多识故事，谙悉氏族，凡所选用，莫不才地俱允”。“才”言其文化之优越，“地”称其门第之崇高。“才地俱允”、“人门兼美”，遂成选官之通例。中古士族以其独特文化素质强化其家族对官位的垄断，因而其文化的一面，又使选官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一部分“择优”形式；当然这“优”又是根据士族特有的标准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