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晋代察举之变迁（第6/9页）

还可注意的是“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一句，“白衣”亦可参加试经。古未仕者着白衣，故“白衣”指未仕无官之人。但诸生亦不得谓已仕居官者。这里“诸生”与“白衣”为对称，“白衣”应特指不在学籍者。

《太平御览》卷二三六引《齐职仪》：“《晋令》：博士祭酒，掌国子学。而国子生师事祭酒，执经，葛巾，单衣，终身致敬。”是晋之国子生着单衣。又《宋书·礼志》：“巾以葛为之，形如，而横著之，古尊卑共服也……今国子太学生冠之，服单衣以为朝服，执一卷经以代手板。”是南朝之国子太学生亦葛巾单衣，而单衣是用以代替朝服的，表示将欲居官而已不同于平民，是单衣为诸生之制服。(5)《晋令》只说国子生着单衣，但太学生可能也与之相同。“诸生”与“白衣”为对称，似乎就暗示了诸生都是穿着制服的。《隋书·礼仪志》七：“委貌冠，未冠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皆深衣，青领，乌皮履，国子、太学、四门生服之。”“深衣”即单衣。又《通典·礼七七·开元礼纂类十二》：“学生仍青衿服”。是隋唐学生仍着制服，承五朝制度。

学人有特殊服装，起源颇早。《诗·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传：“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但古之民间就学者亦可儒服，非仅官学制服。如陆贾原服儒服，投刘邦后改楚服以迎合之。《续汉书·舆服志》：“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推知官私学弟子冠服并无差异。而晋、宋、齐之诸生是“服单衣以为朝服”的，如非官学诸生，大约就没有资格服制服，只能服“白衣”了。又官学诸生可以免役，而平民则不能，那么对二者在服饰上加以区别，就更为必要了。

给予不在学籍之“白衣”以试经入仕机会，这一制度颇有意义。汉之太学有试经入仕之法，但未见扩大到不隶学籍之自学者；察举一途之明经、文学以及阳嘉制后的孝廉有经术考试，但这均由长官举荐，不能自由报名。曹魏明帝下令“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亟用”，郎吏如欲参试，大约是个人报名申请赴学官就考。至晋代，遂把学官试经之范围扩大到了“白衣”，学业成于学校之外者，亦有参试之机会了。欲参试者，或许是由个人申请，地方官保送至学官应试。在唐代科举制度之下，投考之“乡贡”与学校之诸生同应省试。从一个长过程看，察举考试和学校考试都构成了科举制的渊源。而科举制的特点是允许士人自由报名投考。从曹魏之郎吏赴博士试经，到晋代“白衣”赴学官策试，已隐含投考形式之萌芽了。

晋代由学校试经入仕者，史传颇少明确的实例。唯刘卞之例较为明确。《晋书·刘卞传》记其为兵家子，为祖秀才推荐于县令：

令即召为门下史，百事疏简，不能周密。令问卞能学不，答曰愿之，即使就学。无几，卞兄为太子长兵，既死，兵例须代，功曹请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听。卞后从令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

刘卞是先入太学为诸生，还是以“白衣”身份于太学试经的，不甚清楚。(6)总之他是由太学试经为吏的。

但刘卞试经后所拜之官为“台四品吏”，而不是《晋令》所规定的郎中。试经拜郎的制度，后来似有所变化。《晋书·赵王司马伦传》记其篡位后为笼络人心计，下令“太学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学二十年，皆署吏”。太学生后来似以署吏为惯例。《宋书·礼志》：“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署吏”、“才任四品”，均与刘卞之“台四品吏”相合。

“台四品吏”之“四品”，为中正之乡品；“台吏”大约是尚书令史。晋尚书令史有二等。据《通典·职官十九》之《晋官品》，尚书省治书、主书、主图、主谱令史官品第八，尚书令史官品第九。《晋书·刘卞传》记其为“台四品吏”后，“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访问知，怒，言于中正，退为尚书令史”。刘卞原任，大约是官品八品之主谱令史，方与“写黄纸”之职掌相合。“谱”指谱牒，中古重门第，选官须稽之于“谱”；“黄纸”为士人乡品之册，与谱牒性质相近，故以主谱令史掌之。刘卞后降为官品九品之尚书令史，是降官品一等。那么“才任四品”，就是堪任乡品四品人士所居的官品八品之吏，如令史之类。这就是太学试经之后一般所得之乡品、官品与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