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晋代察举之变迁（第3/9页）

据《晋书·华谭传》，秀才华谭所对正为五策；而同书《纪瞻传》记其以秀才对策六策，较《晋令》之规定多一策。又，贤良对策之制或同于秀才，然《晋书·阮种传》记其以贤良对六策；同书《郤诜传》记其以贤良对三策，疑有二策未录。是对策之多少，时或有所变通。

西晋之贤良，我就史传大略考得16例。其中10人不行不就，余6人均有对策之事。王康策在上第，任用不明；索靖策在高第，拜驸马都尉。其余数人之等第任官的记载，颇有矛盾牴牾之处。《晋书·阮种传》：“时种与郤诜及东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三人既然俱居上第，任官似应相同，皆为尚书郎。但同书《郤诜传》记曰：“以对策上第，拜议郎，母忧去职……未毕，召为征东参军，徙尚书郎”；又《太平御览》卷四一二引王隐《晋书》：“郤诜对策上第，拜朝议郎，母忧去职。”是郤诜所拜原为议郎。《郤诜传》记其语有“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知其等第必不低于阮种，然二人授官却不相同。又《晋书·挚虞传》：“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而同书《夏侯湛传》曰：“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二处所记夏侯湛之等第及任官互不相同，未知孰是。上第、下第，郎中、中郎等，极易混淆，这只有再结合其他材料加以分析。

秀才一科的任官，《晋令》明确规定“拜为郎中”，这便与汉制有很大不同。汉代孝廉例入郎署为郎中，而秀才以拜县令长者为多。据黄留珠统计，西汉秀才拜县令者占64％，东汉又上升到83.5％。两汉秀才无一例拜为郎中者。(2)郎中秩比三百石，而县令长秩六百石至千石，故秀才高于孝廉。曹魏之秀才我考得8例，其中3例不行不就，余5人。其中傅玄及山涛2人，皆除为郎中，见《晋书》本传。是曹魏后期，秀才已有拜为郎中之事。至晋代，秀才拜郎遂著之于《晋令》，成为经制。是秀才之任用，已等同于孝廉，较之汉代，显然有所降格。

《晋书·石勒载记》中有一条颇有价值的旁证材料：

又下书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

此令约在东晋成帝咸和年间。按石赵政权汉化诸制，如清定九品、计吏拜郎、太学试经等等，大抵承自魏晋之法，察举制亦当如此。“秀异”当即秀才或“秀才异等”，“至孝、廉清”当即孝廉。其所令岁荐之科目与西晋通行之科相同，特别是“秀异”科亦行策试，同于西晋而异于汉魏。估计其贤良秀孝之策试，并依上、中、下三等区别等第，分别拜授为议郎、中郎、郎中之法，恐怕不是凭空产生，颇有可能是直接沿用了晋朝成规。

汉代之贤良、方正、直言以及敦朴、有道等，在初期对策后所授之官因时而异，尚未定型。有得除议郎、郎中者；其高者亦有博士、县令、谏大夫、中大夫等。但在东汉，除拜议郎、郎中之情况日渐增多。《后汉书·鲁丕传》：“建初元年，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丕。时对策者百有余人，唯丕在高第，除为议郎。”高第者除拜议郎，那么下第者就应较此为低。《后汉书·皇甫规传》记其举贤良方正对策，“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是下第所拜为郎中。谢弼、陈敦、公孙度以有道对策拜郎中，大约是策在下第；又苏章、刘淑、张奂、李固等皆以对策第一或高第拜议郎，那么马融、刘瑜等对策拜议郎，大约也是试在高第。(以上参见《后汉书》诸人本传)总之，东汉特举对策诸科的任用，已有以高第拜议郎、下第拜郎中的大致趋势。这是一种趋于程式化的表现。这大约就影响了西晋贤良秀才对策的分等授用之法。

西晋贤良除授之官，有议郎、郎中，还有中郎，已如前述。秀才亦是如此。除拜议郎者，如《晋书·周玘传》：“举秀才，除议郎。”除拜中郎者，如《晋书·王接传》：“永宁初，举秀才……除中郎”；《甘卓传》：“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俭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试，以高第除中郎”。至于除郎中者其例更多，如嵇含、文立、华谭、索琳、张寔等等。史传对等第及各种郎官记载十分混乱，但存在着议郎、中郎、郎中三种任官，则是没有疑问的。据《通典》之《职官十八》、《职官十九》，魏晋议郎在第七品，中郎、郎中在第八品。又《续汉书·百官志》：“议郎，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是中郎又较郎中为高，秩禄有较大差别。又《晋书·武帝纪》：“封孙皓为归命侯，拜其太子为中郎，诸子为郎中”，亦见西晋时中郎、郎中有明确区别。既然晋代贤良秀才之任官有议郎、中郎和郎中三种，同时对策大致也有上第、中第和下第三个等级，那么，石赵政权察举实施中之上第拜议郎、中第拜中郎、下第拜郎中的制度，大约就是有所参照借鉴的。两相印证，西晋之贤良秀才策试分等任用之制，反过来说也当近于石赵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