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汉末的选官危机（第2/5页）

此段叙述颇能反映察举辟召制下士人与政府的微妙关系。“人君”泛指州牧、郡守一类地方长官。如果士人因“高行奇知”而“名声显闻”，长官便有了察举辟召之义务。士人依自己名声大小，待价而沽，择高而就；长官亦依自身之威望大小做谨慎选择。这样便出现了“屈而用之，其心不满，不则卧病；贱而命之则伤贤，不则损威”的微妙关系。这也是察举征辟制下士人与朝廷之关系的缩影。在法家指导下的秦代官僚体制之中，吏员只能是单纯的文官，“夙兴夜寐，卑身贱体，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君臣间只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关系，决无标榜个性炫耀名誉之余地。

在科举制下，士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成名”取决于中举与否，此前其人格声望一般无人问津，故求职之士人当务者并不在此。而察举征辟制度与上述两种情况都不相同。长官不能仅仅把士人视为一位求职者，而是还要当成一位具有独立人格与社会声望的知识分子。于是，知识分子也就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就是“人君畏其志”的真实含义。

长官辟举要考虑士人名望，士人也着意培养这种名望，于是所谓“士名”便贵重于时。《风俗通义·十反》：“太尉沛国刘矩叔方，父字叔辽，累祖卿尹，好学敦整，士名(2)不休扬，又无力援，仕进陵迟。而叔方雅有高问，远近伟之，州郡辟请，未尝答命。”文中“父”为刘矩叔父，古叔父亦可称“父”。其叔父尽管有“累祖卿尹，好学敦整”的条件，然“士名不休扬”，故“仕进陵迟”；而刘矩“雅有高问，远近伟之”，获得了“士名”，于是便有“州郡辟请”。又《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始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吴质未得“士名”，出官后仍居心怏怏——在时人看来，未得“士名”纵令为官，也是不光彩的。又如“邓飏少得士名于京师”，濮阳兴“少有士名”之类，分见《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略》及《濮阳兴传》。

欲得“士名”，必须使他人了解自己，在士人中建立名望。汉末士林交游谈论、清议品题蔚成时风，形成了一种具有“穷是非、定臧否”之权威的社会交际圈，人物评价生乎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一批品题人物的权威人士，如许劭、许靖、郭泰、荀淑、李膺等，据说士人经其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甚至韦褐刍牧、执案刀笔亦可因之而成英彦。《太平广记》卷一六四引殷芸《小说》：“(李)膺同县聂季宝，小家子，不敢见膺。杜周甫知季宝，不能定名，以语膺。呼见，坐置砌下牛衣上。一与言，即决曰：此人当作国士。卒如其言。”时人以列身李膺座上为“登龙门”，经其品题者，自然身价十倍。被品题者后来终成英彦国士，或可证明那些名士确有识鉴，但也不妨说是这种非官方的名士品题，才造就了被品题者的声誉和日后命运。

从当时体现了人物评价标准的品题风谣来看，如“五经无双许叔重”、“解经不穷戴将军”之类，着眼于经学的淹贯；“道德彬彬冯仲文”、“德行恂恂召伯春”等，则着眼于德行之清惇。这与王朝选士“经明行修”之原则，形式上尚可沟通。但王朝之所取，偏重于文官之素质；士人之所重，则在于个体人生之完成、社会士林之声誉。故仍有大量可以得名之由，与文官规范无关。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称“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而如郡吏效忠太守、让爵、报仇一类矫厉苟难之举，对王朝吏治政务并无佐助，也未必就有助于风俗教化，故赵翼文云：“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并不加以肯定。至于“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一类，以及“三君”、“八俊”等党人领袖之“士名”，已大有向专制权势挑战之意味。而如“黄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郭泰“恺悌玄淡，格量高俊，含宏博怒，忠粹笃诚”之类，则纯粹表达了当时士人注重人格境界的文化风尚，一种在精神生活中自由表现自我的追求，这与吏治政务，相去更远了。固然勤政爱民、公正不阿的优秀官吏，也同样会得到士林称许，但总的来说，“士名”的给予，是以知识角色为参照点的；无论学识、才智、德行、节操、风度、政绩乃至政治抗争，只要某一方面有特立卓异之表现，即有望获得“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