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见（第5/7页）

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否认大部分受到威胁的家庭（主要是犹太人）仍然留在意大利和德国。质问他们为什么留下，仍然是一种历史成见以及历史概念的时代误植，更简单地说，是一种广泛的忽视和遗忘，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倾向也日益严重。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并非现在的欧洲。移民总是让人痛苦的，在当时移民也要比现在困难得多，并花费更多的费用。要想移民，一个人不仅需要足够的资金，还需要在目标国家有一个“桥头堡”，即愿意提供担保并且／或者提供住处的朋友或亲属。许多意大利人，尤其是农民，已经在二战发生前的几十年时间中进行了移民，但他们是被贫穷和饥饿所驱赶，并拥有（或者自以为拥有）“桥头堡”。因为目的地缺少体力劳工，所以他们往往被邀请并受到接纳。尽管如此，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来说，远离“祖国”仍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patria”（父母之邦）——我们要仔细审视这个词汇。它绝对不属于口头语言，除非说笑话，没有意大利人会说“我要乘火车回到父母之邦。”这个词汇出现于近代，并没有固定的含义；在意大利语之外的语言中，它也没有一个含义完全相同的词汇；据我所知，它也没有出现在意大利的任何一种方言中（而这说明了它起源上的博学以及本质上的抽象）；即使在意大利，它的含义也并非总是固定的。事实上，在不同的时期，它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也会不同，从一个人出生的、（从词源上）其padri（父辈）生活的，到意大利复兴运动之后的整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语言中，它或多或少等于“壁炉边”或“故乡”。在法国（有时也在我们中），这个词汇立刻会让人联想起戏剧化的、辩论性的以及华丽的辞藻：当“patrie”（家园）受到威胁或践踏时就会演变成“patria”。对于要出门在外的人，“patria”的概念变得令人痛苦，同时又渐渐消失。诗人帕斯科里（pascoli）离开（并不很远）他的罗马涅（Romagna），他“甜美的家乡”，感叹道：“我的父母之邦，亲人生活的地方。”而对于露西娅·蒙迪拉（Lucia Mondella），《约婚夫妇》中的那个女人，“patria”显然等同于从科摩湖（Como）边拔地而起的群山那“峰峦起伏的座座山峰”。相对而言，在具有较高迁移率的国家和时代，比如当今的美国和苏联，人们不说“patria”，除非在政治－官僚术语中——对于那些时刻在迁移的人民来说，哪里是“壁炉边”，哪里又是“父母之邦”呢？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也并不关心这一点。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仍然有着广泛的农业生产，或永久性的城市化趋势。“出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主要对于中产阶级，不用应付更紧迫的日常需要，才有可能出国。面对希特勒主义的威胁，在意大利、波兰、法国以及德国本土的犹太人选择留在他们感到是“patria”的土地上，其中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尽管在各地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每个人都会遭遇到机制上的移民困难。当时国际关系颇为紧张：欧洲各国的边境现在几乎不存在，但在当时却相当封闭，而英美则大规模削减移民配额。然而，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困难：内部的心理天性。这是我的村庄、我的城镇、我的祖国、我的家园，我出生在这，我的祖先埋葬在这。我说着它的语言，接受它的风俗和文化，我甚至对这份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缴纳它的赋税，遵守它的法律。我为它而战，甚至不关心这战争是否正义。为了保卫它的边境，我甘于拿生命冒险，我的一些朋友和亲属长眠在它的烈士陵园里。而我自己，遵从当前的官方言辞，已经宣布我愿意为这个父母之邦奉献我的生命。我不想也不能离开它：如果我死去，我要死在“父母之邦”；这才是我为家园而死的方式。

显然，如果欧洲犹太人能够预见未来，这种对于家园的迷恋而不是积极的爱国主义情怀不会站得住脚。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非缺少先兆，从希特勒的第一本书或第一次演讲，他就说得很清楚了。犹太人（并不仅仅是德国犹太人）是人类的寄生虫，必须像杀死害虫一样进行清除。但是，人们难以接受这种令人不安的推理，直到最后一刻之前，直到狂热的纳粹（和法西斯）分子逐个房屋搜查和抓捕犹太人之前，人们都想尽办法否认各种预兆，忽视危险，编造那些我在本书开篇时提到的“合宜的事实”。

这一现象在德国远比在意大利更严重。德国犹太人几乎都是资产阶级，而他们是德国人。正像他们的“雅利安”准同胞一样，他们热爱法律和秩序。他们不仅无法预见，甚至无法想象由德国政府指导的巨大恐怖，甚至在这种恐怖已经降临到他们身边时。一位古怪的巴伐利亚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rn，虽然姓摩根斯坦，但并非是犹太人）的一句极为洗炼的诗句非常适合在这里引用，尽管它写于1910年，在J.K. 杰罗姆（J.K. Jerome）的《三个闲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