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第6/7页）

“证词”和“见证”的这种吊诡和困局使得证词的认识和伦理价值都成为一个问题。对此，莱维有比许多其他幸存者更细致深入的思考，这使得《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成为一本不同寻常的思想和伦理文集。莱维认为，他自己属于那些极少数的集中营最好的历史学家，“他们有能力和幸运去获得特权的地位，可以更好地观察集中营，而不用卑躬屈膝，出卖人格；他们有技能去讲述目睹的事实，遭受的苦难”。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以优秀历史学家的谦卑，既考虑到集中营现象的复杂性，又记述其中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是政治犯——因为集中营是一个政治现象”。（序10）

莱维称赞集中营里的政治犯。政治犯拥有比犹太人和其他罪犯高得多的文化背景，他们有能力“解释他们看到的现象”，而且，“鉴于他们原本都是反法西斯斗士（甚至现在仍是反法西斯斗士）的事实，他们意识到证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战争手段”。（序10）他们中许多是集中营里的知识分子，埃默里本人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但是，莱维并不同意埃默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埃默里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147）按照这个标准，尽管大多数律师、医生、工程师甚至语言学家或人文学者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智力水平，但都称不上是知识分子。

莱维认为埃默里的知识分子定义过于苛刻，他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知识分子有着活生生的文化，而他们的见证正是一种更新、扩展、提高自我和群体的方式。莱维说，虽然他自己以前是一个化学家，但在精神上是幼稚、无知、冷漠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知识人”，他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那正要归功于集中营的经历”。（148）同样，许多一般的知识人也都是因为有了在极权统治下的生活经历，并由此产生了迫切的思考需要，才在后来成为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的。

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很难在集中营或极权世界中立刻显现出来，他们在那里常会成为嘲弄和讥讽的对象。在一个只能关注基本生存需要的环境中，从上到下都是反智的。一个人越是受过好的教育，就越是会处于双重劣势：首先是在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中往往要比未受教育者差得多。而且，想得太多也给他们带来比未受教育者更多的痛苦，“会被一种尖锐的耻辱感和贫乏感所刺痛”，并“失去尊严”。他们更是常常会受到来自狱友的伤害，“狱友的拳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是意料之外的、缺乏规则的，而有教养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还击”。（151）

但是，莱维坚持教育和文化对于人自我优化的意义，“文化是有用的：不是经常，不是每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但在有些时候，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文化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文化的确是有用的，它甚至会让人感到如腾云驾雾般凌虚驭空（但有着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险）”，这种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快乐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洋洋得意的感觉持续得越久，越强烈，摔到地面时就会越痛苦”。（156）莱维对大屠杀的见证便是这样一种既令他振奋又给他带来痛苦的文化行为。见证者的付出和期待往往与他从读者那里得到的理解和体会并不一致，莱维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他一直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作为“幸存者”，也作为“人”来作见证的权利和责任。

莱维的许多作品都记录了他的大屠杀记忆，但他并不愿意人们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位“大屠杀作家”。他想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不需要“大屠杀”、“意大利”、“犹太”这类附带词的作家。除了大屠杀记忆之外，他还创作了诗歌、散文、科技小说和一部关于二战中犹太人战士的小说。他虽然珍视自己的私人生活，低调行事，但还是接受过数百次的采访。他的大屠杀证词不只是“作见证”，而且是对人的行为及其道德理由的伦理思考，这是一种对后人富有人文价值的思考，它虽然受到古典人文主义的影响，但却清醒地看到，在遭受极权主义的统治后，人类对自己的价值及其可经受考验的程度，应该有新的认识。

剑桥大学教授戈登（Robert Gordon）在莱维那里看到一种基于“平凡美德”（ordinary virtues）的伦理。莱维作品中的平凡美德大多是人的基本存活所需要的：谨慎小心、急智机灵、运用常识和动手能力、见机行事、不死板、善交朋友、长记性。在莱维那里，不以牙还牙不是因为有神的教诲，被人打了一边脸，再把另一边送上去，而是当囚犯就必须要避免吃眼前亏，这才不致小不忍而乱大谋。交朋友也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把友情看成是最高的德性，而是因为遇到事情需要有个帮手。在人类世界经受了地狱之火以后，人对自己的软弱和人性缺陷有了惨痛的认识，变得谦卑而现实，但却能怀着羞耻心，拒绝就此堕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