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嘉庆：滑落曲线（第8/17页）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十年（1802—1805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一见我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痼习相沿成风，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到了嘉庆时期，官员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棉花团上。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方针已定

一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1805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启运殿中，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留下来的遗物。努尔哈赤用过的桌椅，看起来是那么简陋，皇太极用过的鞭子，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没有任何装饰……这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皇帝在这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这次东巡，是顶着巨大压力进行的。众所周知，皇帝出巡，花钱必然如流水。因为体制所关，皇帝的随行队伍至少万人，一路的物资供应，花费巨大。虽然嘉庆宣布此行不带任何嫔妃，一切从俭，但内务府的初步预算，也需要耗银两百万两。镇压白莲教，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凑齐这两百万两白银，实在是太难了。因此，皇帝东巡计划一出台，反对声就不绝于耳。大臣们普遍认为，国家艰难之际，像这类不急之典，当能缓则缓，能罢则罢。

然而，异常节俭的嘉庆这次一反常态，坚持出巡，并且不顾以言罪人之名，一连处分了好几个反对出巡的大臣。

皇帝之所以如此坚持，是因为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在东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许多诗文，一再强调大清江山来之不易，号召全体文武大臣继承祖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皇帝在《御制盛京颂并序》中写道：

此次敬观弓钺，遍抚旧迹，心中感慨良多。缅维我祖宗昔日开创艰难，栉风沐雨，艰难祖业，永守毋忘……

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埋下了灭亡的种子。“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皇帝说，这段时间，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大清子民应该很容易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了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这些智慧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

大清政局现在之所以萎靡不振，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这些官僚沉溺于私欲，把列祖列宗关于“艰苦奋斗”、“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