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三 船（第5/9页）

布尔布隆于12月10日入南京城，他碰到与文翰一样的外交困境：太平天国的代表是太平军主将、洪秀全亲信秦日纲，他高坐台上，示意法国使团成员坐到底下的一排椅子上。这种轻慢实不可忍。布尔布隆要求台上摆一张与秦日纲所坐一样的椅子，但为秦日纲所拒。这场会见眼看就要取消，双方各让一步——两人和各自的随从在隔壁进行“非正式”晤谈。布尔布隆详细问了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寻求让在太平天国治下的中国天主教徒得到善待的承诺，并提醒秦日纲，法国在目前冲突中保持中立，且法国与清廷先前订立的条约对咸丰皇帝仍具效力。他没有明确提出要与太平天国缔结新的正式协定。44

法国人的含蓄，加上称咸丰为“皇帝”，令太平军将领勃然大怒——太平天国只以“皇帝”之称敬奉上帝。狂怒落到葛必达身上，他被召去和太平军官员进行一场特殊会见，饱受嘲讽谩骂，布尔布隆则逃过一劫。太平军的道理难以辩驳：既然这些法国人如此尊敬咸丰，他们必定是其友；既然他们是咸丰之友，则必定把太平军当成逆贼；既然他们视太平军为逆贼，那他们就与太平军为敌；由此可推而断之，“为助汝友，前来探查，探吾之虚实”45。

经过几日杳无音讯，“加西尼”号在12月13日收到一封北王亲笔书信，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个更强硬的新立场似的，“命令”法国人拜谒官邸，接受北王“口训”。布尔布隆不接受太平军这种用语和口气，承认此行使命失败，遂于1853年12月14日起锚返回上海。46

但是布尔布隆在给法国外交部的最后报告中，他比之前的文翰心情来得轻松。布尔布隆承认在宗教、外交两方面，他不算达到他期望的成果，但却仍然认为他搜集到的新情报足以弥补那些挫折：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我看到这次革命运动的力量，它许诺要在这个依循传统习俗、一成不变的庞大帝国中，完成一场毕宗教、社会和政治之功于一役的彻底改变。不论对它的成功有何疑问，不论民众的漠不关心和满清的力量将给这场叛乱的取胜设下什么障碍，我心里很清楚，这场动乱性格与规模之宏伟。其领导人可能狂热或野心勃勃，但他们深信事业必成，他们不仅敢作敢为，而且信念坚定，组织强固，且精通韬略。总之，他们具有一种胜过对手的道德力量……47

至于德·普拉斯，他一回到上海就得知将有另一艘战船来取代“加西尼”号，他本人则被召回法国：他觉得自己支持天主信仰的使命已完成，而且他也盼望见母亲一面，他在一路上几乎每周都写家书给母亲，令他高兴的是，母亲的回信也都能尾随其后，送到他手里：

（1853年）12月27日于上海“加西尼”号上

母亲大人膝下：

“加西尼”号的返航因故略有耽搁，但看来我们在这国度的使命已告完成。我刚刚陪同布尔布隆公使去了趟南京，公使本人与那儿的官员作了一次会面。那座曾经繁荣一时的城市令我有一种参观庞贝城（Pompeii）废墟才会有的伤感之情。城墙所圈的范围非常广，但是我怀疑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人居住。防御工事仍然状况完好，四周的山上长满树木，不见一丝人烟；这些树木至少有四五十英尺高，它们在中国人眼里或许相当高，但欧洲人不见得这么认为……

无可否认，这些广西人之间的关系中有一种家庭般的气氛，这显得他们相互以“弟兄”相称很贴切。因此，他们共享家舍，衣服食物储存在“圣库”中，金银珠宝也放在“圣库”。任何人都不得买卖东西。照看属下各种不同的需要由首领决定。他们的城市在内战中面对敌军重重围困，而上百万人竟能如此获得吃穿，这难道不令人肃然起敬吗？

但现在，人们能利用这种形势获得些什么呢？中国会改朝换代，改变宗教吗？谁也否认不了这些广西人的反叛是一场极为重大的事件。你可以像别人一样称他们为“反贼”或“土匪”，他们已成这个帝国的心腹之患……只有上帝知道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这个国度的天主教徒将会怎样。48

德·普拉斯在离开上海时颇有脸面的一件事是布尔布隆夫人放弃新教信仰，郑重皈依了天主教。然而阿礼国却未改宗。49

德·普拉斯船长在1853年3月刚到上海，曾见过文翰爵士和美国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他发现马沙利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喜欢“直截了当、行事果断”，美国船“色斯奎哈那”号打算前往南京一探究竟，马沙利问德·普拉斯，“加西尼”号能否一同前往，德·普拉斯很是感动。但德·普拉斯考虑到上海防务空虚，觉得他无权做此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