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瀛台落日 第一○七章（第11/12页）

梁士诒将两张牌扣着用中指一摸，大声说道：“统配！”

说着将牌移向那桐，他也摸了一下，一张地牌，一张么丁，果然是“单双”吃上下门的牌。这两张牌当然不必给人看，随手一搅糊，结帐赔了一千多银子。

“中堂在我身上赌输了一记！”说着，梁士诒取了一张一万银子的银票，递给王瑶卿。

“风险有限。”那桐答说。

等客人辞去，那桐亲自到书房去打开那盒“德皇御用”的雪茄，里面有张“存条”，梁士诒已在那桐汇丰银行的户头中，存入五万银子了。

宣统元年正月十六，孙家鼐、那桐奏复谢远涵参劾陈璧一案，洋洋五千言之多，结论是：“该尚书陈璧才气素优，勇于任事，甚有能名，惟德不胜才，往往失之操切，舆情不洽，声名顿减，遂致谤议丛生。此次所参赃私各节，或未免人言之过，然滥费公帑，滥用私人，检查该署官册，皆所难免。徇情见好，殊愧公忠，职守有亏，实难辞咎。”奉旨交部严加议处，终于革职。而谢远涵所指责的梁士诒、叶恭绰、关冕钧、关赓麟，尽皆安然无事。

其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自知“袁党”的色彩太重，而又以奏折缮写有瑕疵的细故，传旨申饬，见微知著，托病奏请开缺。奕劻知道他不能安于外任，而少年亲贵也不放心他膺边疆重寄，正好邮传部尚书出缺，便保他继任，调云贵总督锡良为东三省总督。

这一来，另一个“袁党”杨士骧，更为恐慌，喝酒打牌时，常会突如其来的说：“我杨老四可不是袁党！”但旁人不是这么看法，觉得杨士骧恃袁世凯为奥援，冰山既倒，怕他何来？直隶有看不下的事，尽不妨攻击。

于是有个给事中高润生，对直隶百姓无不痛恨的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发难，狠狠参了一本。当然牵涉到津浦路的总办大臣吕海寰，而暗中所攻的却是杨士骧。因为李德顺的差使，是出于杨士骧所保荐，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杨士骧之有今日，可说一半靠袁世凯，一半是靠李德顺。

李德顺是广东人，出身微贱，却娶了个德国女人为妻，一向在青岛一带厮混。庚子以后，杨士骧飞黄腾达，两年工夫由直隶候补道做到署理山东巡抚，自分“官居极品”，不但难望更上层楼，巡抚能够真除，已非易事，那知官符如火，由于李德顺的投效，竟又开了一番新的局面。

原来其时朝廷很注重对德的外交，而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杨士骧做山东巡抚，第一件大事便是将德国人敷衍好。李德顺便替杨士骧策划，暗中以光绪二十四年为胶州湾事件所定条约中，许予德国而未履行的利益，如采矿权等等，确定让予德国，而表面谈判撤兵的条件，只是以二十八万银元买回德国所盖的营房。朝廷认为杨士骧善办外交，大为激赏。

同时，李德顺又常陪着杨士骧到青岛，跟德国驻华的官员敦睦友谊。此外，凡可以取悦德国的花样，无不想到做到。因此德国的报纸，常常恭维杨士骧，而德国的公使、领事，只要有机会，亦无不大赞杨士骧。由是之故，袁世凯内召，保杨继任，才得一奏即准。

李德顺本来是北洋洋务局的翻译，久住天津，此时当然随着杨士骧卷土重来。其时津浦路的督办大臣吕海寰，虽当过驻德公使，但不谙德文，而津浦路借英、德两国的款子建造，合约内规定南北两段分聘英、德总工程师。吕海寰以语言隔阂，无法与北段的德国总工程师直接打交道，译员又不甚得力，深以为苦。于是杨士骧正好推荐李德顺，经过吕海寰同意后，奏请派为津浦路北段总办。

于是，李德顺上恃直督，外结客卿，尽夺吕海寰的权柄，不但经费收支一手把持，甚至吕海寰下条子派的人，亦未必能为李德顺接受。至于工程，则自征收民地到购料雇工，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而最不能令人忍受的是，蓄意媚外，几不知有国家二字。本来在盛宣怀当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时，只要借款到手，不惜以路权拱手让人，梁士诒代之而起，全力相争，大为改观。所以津浦路借款，除了南北两段各用英德总工程师各一人以外，别无束缚，而李德顺则不但公款存在德华银行，巧立名目如副工程师、书记、医官之类，用了六十几名无事可做、坐领干薪的德国人。最后，打算将津浦路天津总站设在城南南关地方，可把“天津卫的哥们”惹火了！

天津华商的市面，都在城东城北，铁路总站既对繁华地方有极大的作用，理应设在水陆均便的河北。而南关地方，洼下不毛，且距运河不近，同时津浦路接京奉路入京，而新车站在河北，如由北绕西而南，转车亦不方便。所以勘定在新车站迤西辛庄地方，设置总站，且已破土。此为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任内，力拒德的要求，一手主持的结果。及至袁世凯被逐，李德顺推翻原议，弃北就南，说穿了，无非既以媚外，亦以营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