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母子君臣 第八七章（第8/12页）

其时两宫行驾，已过山西闻喜，将抵临晋。随扈的军机大臣中，刚毅自知是罪魁祸首，忧悔交加，复以旅途劳顿，已染病在身。前几天接到京里的电报，说各国公使对原在保定，奉派参与和议的荣禄，因为围攻使馆的武卫军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护”，等于拒绝他进京。待荣禄尚且如此，对祸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几分。

如今李鸿章的电报，成了刚毅的催命符，在闻喜病势陡然加重。王文韶奏明慈禧太后，准他折回太原养病，但到得曲沃的候鸟镇，已经不能再上路了，延到闰八月二十五，一命呜呼。

就在这一天，两宫渡过风陵渡，进了潼关。慈禧太后将庄王载勋留在河东蒲州，端王载漪留在潼关，不准随往西安。同时电知奕劻及李鸿章，对肇祸王大臣应如何加重处分，不妨密拟具奏，以凭定夺。

也就是在这一天，保定为法英德意联军所占领，设立联军公所，组织军法处，逮捕了藩司廷雍、臬司沈家本、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还有一个为张德成办过粮台的候补道谭文焕，审问七月初一，英美教士十五人在保定被屠杀一案。

不但保定失守，官员被捕，而且联军有进窥山西的模样。已经到达西安的慈禧太后，知道重惩祸首一事，如果不能有比较明快的处置，麻烦将会层出不穷。果然，九月十八日得报，廷雍、奎恒、王占魁，已由瓦德西批准枪决，谭文焕移解天津，枭首示众六天，沈家本则犹被拘禁在本衙门派兵看守。这已觉胆战心惊，第二天李鸿章来了一个电报，就更可怕了。

原来在义和团最猖獗时，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有名教士，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的坟墓，都被盗毁，瓦德西为了报复，更为了威胁，特为派兵到易州，将有不利于西陵的举动。

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在易州的永宁山，总名西陵。这样处置的作用，是在向西安行在，提出严重警告，如果慈禧太后还想庇护懿亲，雍正、嘉庆、道光三帝，就可能有身后的惨祸。

慈禧太后再有担当，也承受不起这个“不自殒灭，祸延祖宗”的罪名。而且，洋人既能扰易州的西陵，就能扰遵化昌瑞山的东陵，那一来就更严重了！世祖孝陵、圣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之外，自己的已花了上千万银子修建的万年吉壤，亦在定陵之东的普陀峪，若为洋人侵扰，坏了风水，是件死不瞑目的事。

因此，慈禧太后一面急电奕劻、李鸿章，向“德国在京使臣，切实诘问”，一面不能不考虑加重祸首的处分。及至李鸿章的“洋兵趋向进止，均由德瓦帅调遣，瓦德西擅居仪銮殿，坚不接晤，无从共商”的复奏一到，随即便有一道“肇祸诸臣，前经降旨，分别惩处。现在京畿一带，拳匪尚未净尽，以致地方糜烂，生民涂炭，思之实堪痛恨，若不严加惩治，无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友邦之憾”的上谕发布。

这第二次惩处祸首，首当其冲的是载漪，与载勋同科，革爵，暂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怡亲王溥静及老恭王的次子贝勒载滢，亦交宗人府圈禁，载漪的胞兄载濂，着令“闭门思过”，是软禁在家。

相形之下，载澜就便宜得多了，处分是“停公俸，降一级调用”。这因为他在八月初被派为御前大臣，军机既不能不卖个情面，慈禧太后亦觉得他还有可供驱遣之处，特意加恩。

至于亲贵之外，英年的处分最轻，降二级调用；毓贤的处分最重，“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因为他“在山西巡抚任内纵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为”之故。本来，刚毅的罪名最重，但以病故，免其置议，赵舒翘倒是颇得慈禧太后谅解的，落得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仍旧当他的军机大臣。

上谕最后，还有一段声明，慈禧太后借皇帝的口说：“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中外诸臣迭次参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国大臣电奏，亦从未提及，朕仍据实一体惩办，可见朕于诸臣处分轻重，一秉大公，毫无偏袒，当亦海内外所共谅也。”

这话是说给洋人听的，特别是希望瓦德西能听得进去。但是，慈禧太后是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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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终于跟瓦德西见了面。他在电奏中所说的“坚不接晤”，并非事实，事实是李鸿章希望跟瓦德西在宫外见面，而瓦德西则坚持在仪銮殿相会不可。

看看无法坚持，李鸿章只得委屈，以期打开僵局。事先以书面联络，约定九月二十四会晤，到了那天清晨，李鸿章由副都统荫昌陪同，坐轿到了西苑门。由此到太液池西、紫光阁南，作为慈禧太后寝宫的仪銮殿，还有好长一段路，而李鸿章坚持下轿步行，从人纷纷相劝，置之不顾，他说：“纵或乘舆在外，体制不可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