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母子君臣 第七九章（第9/12页）

李来中下的是水磨工夫，工夫虽深，磨来磨去磨成一根绣花针，不成其为大器。但陕甘自左宗棠西征后，着力经营，乱源已遏，并无可以号召起事的机会，直到毓贤在山东与洋人为仇，才发现有了可乘之机。

到了山东，李来中很快地跟义和拳搭上了线，随即策动朱红灯在平原起事。朱红灯自称明朝的后裔，是明朝的后裔，志在复明，当然反清。却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两相矛盾，而另有作用。原来“扶清灭洋”这句口号是应付官府的挡箭牌，不想大合毓贤的胃口，暗中庇护，酿成大乱，平原、高唐、荏平、长清一带，无端而起刀兵。朱红灯最后兵败被擒，毓贤还想设法替他开脱，不道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接印的第二天，就从狱中提出朱红灯，明正典刑，枭首示众。接着，大捕义和拳，用“请君入瓮”的手法，拿他们作试练“刀枪不入”的活靶，逼得义和拳偃旗息鼓，悄然北遁。

李来中异常机警，未成气候以前，只居幕后，所以朱红灯虽遭显戳，而他却能全身而退。当然，他是不会死心的，同时也看得很清楚，从督抚到州县，象袁世凯那样的人少，象毓贤那样的人多，而朝廷心惮洋人，民间痛恨教民，所以用“扶清灭洋”这个题目，着实还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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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直隶，李来中看中了天津。天津民气浮嚣，最容易鼓动，尤其有同治九年的那桩教案在，新仇勾起旧恨，更易下手。所以李来中在天津杨柳青住了下来，默默观变。

京津密迩，慈禧太后立大阿哥的内幕，以及端王急于想当太上皇的传闻，李来中时有所闻。但是载漪究有几分力量，固然不易测度，而朝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时宽时严，莫衷一是，亦不免令人迷惑。这样到了二月里，李来中终于看出路道来了。

指路的明灯是二月十三的一道上谕：“山西巡抚邓华熙调任贵州巡抚，遗缺以毓贤补授。”毓贤最为洋人所不满，在赋闲三月以后，调补北五省中最富庶的山西，是朝廷对他的重用，而重用毓贤，亦正不妨视作朝廷姑息义和拳的迹象之一。李来中又打听到，毓贤放山西巡抚，出于端王的保荐与军机大臣刚毅的赞成。这就更明白了，端王、刚毅跟毓贤臭味相投，都可以成为义和拳的“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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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祸果然发生了！裕禄接得高娄有变的禀帖，派出一名统领杨福同，带队到涞水“相机办理”。其时祝芾已经心力交瘁地在高娄以好言诱获拳民六个人，由王占魁带回定兴，讲明白，这只是敷衍公事，一定会从轻发落。同时留下四十名马队，驻守高娄，作为警戒。

第二天，杨福同的队伍开到，祝芾少不得又要陪他下乡，行到一个叫做百部村的地方，突然来了几百义和团，包围官军。杨福同飞调高娄的马队支援，内外夹击，打死了几十个义和团，方得解围。

见此光景，祝芾不敢再往前走，单独回城。杨福同会同援军到高娄，还未进村，又遭遇数十义和团猛扑。马队放了一排枪，拳众退守一座大空院，作法不灵，为杨福同挥兵攻入，生擒九人，斩杀二十多，很显了一点威风。

谁知保定府属的义和团，就在这十天工夫中，蜂拥而起，已成燎原之势。来自涞水以北涿州的大股义和团，在山道设伏，杨福同寡不敌众，被困在山沟中，身边仅有两名马弁，当然遇害。身受五十余伤，面目两肢全毁，死得很惨。

裕禄得报，大惊失色，找来藩臬两司会商。廷杰主剿，廷雍主抚，相持不下。裕禄是主抚的，但又怕言官说话，朝廷责备。就在这彷徨不决之际，来了一道上谕：“直隶藩司廷杰内调，以臬司廷雍兼署藩司。”

这一下还说什么？裕禄唯有跟着廷雍的路子走！他下定决心了，朝廷既然有重用义和团之意，自己就得走在前面。而况民气昂扬，都相信义和团能够“扶清灭洋”，相信入春久旱，瘟疫流行，而“只要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自己又何可与潮流相悖？

因此，总督衙门有两个官儿，立即受到重用。一个是专负与各军营联络之责的武巡捕徐其登，一个是候补道谭文焕。徐其登本来就是白莲教余孽，亦就等于义和团埋伏在裕禄身边的内应，而谭文焕之极力为义和团说好话，到处宣扬义和团如何神勇，却另有缘故。

原来候补道品类不齐，才具不一，真所谓“神仙、老虎、狗”，是摇尾乞怜的狗，威风凛凛的老虎，或者逍遥自在的神仙，全看各人会不会做官。不会做的，辕门听鼓，日日伺候贵人的颜色，所得的只是白眼。会做的，那怕资格是捐班，敌不过“正途”，补不上实缺，但可钻营“差使”，而有些差使如制造局总办之类，油水之足并不下于海关道、盐运使等等肥缺。而且实缺道员只能占一个缺，差使却可兼几个，所以有些红候补道，声势煊赫，起居豪奢，着实令人艳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