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母子君臣 第七四章（第8/11页）

总理衙门的官儿，常跟洋人打交道，在局外人看，都不免有新党之嫌，如今连受康有为“诱惑”的人都可不受株连，新党耳目更不在话下。因而看完这道上谕，无不有如心里放下一块石头的轻松之感。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谕，心情却又沉重了。皇帝自道，“从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

大家都明白，这是废立的先声。京中早有许多流言，说“迟早必换皇上”，这道上谕，已见端倪。但是“皇上”是那么容易换的吗？总理衙门的官儿都有些担心，怕因此而会引起各国公使的干预，又无端引起许多难以料理的纠纷。正在相与咨嗟之际，听见马蹄得得，夹杂着轻快的轮声，入耳便知是与后档车不同的西洋“亨斯美”马车，当然是有洋人来了。

来的是法国署理公使吕班，要见庆王或者任何一位总理大臣。李鸿章被逐，张荫桓被捕，庆王及由军机大臣兼任的总理大臣，很难得来，在衙门里的，只有一个曾为翁同龢所排挤，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门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

总理衙门办事的规制，凡是与洋人会谈，必由章京作笔录，章京以国别分股。法国股的章京，一共九个人，最能干的是一个杭州人汪大燮，与籍隶海盐的徐用仪是浙江大同乡，当然顺理成章地由他来作笔录。

翻译姓吴，是吕班带来的。宾主四人，在一张大餐桌的两面，相对坐定，略作寒暄，谈入正题，吴翻译先有所透露，吕班此来，是为了探问皇帝的病情。

一听这话，徐用仪先吃一惊，知道遇到难题了！向汪大燮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亦用心想一想，倘或穷于应付时，须作支援。

等吕班发过言，吴翻译照实译告：“今天看到皇上有病的上谕，颇为诧异，亦很关心。上谕中说，四月里以来，就有不适，何以三四个月之中，未见谈起？”

“多谢贵公使关心。”徐用仪慢条斯理地答说：“圣躬违和已久，常有传说，贵公使何以不知，其故安在？本大臣未便悬揣。”

吴翻译听他这样回答，脸有难色。显然的，对于皇帝有病的传言，受雇于法国公使馆的中国人，如吴翻译等等，一定不曾告诉吕班。倘或据实转译徐用仪的回答，或许他就会受到责备，所以显得为难。

不过，他还是跟吕班长长地说了一大篇，辅以手势，似乎在解释什么？吕班听完，点点头问道：“皇帝生的是什么病？”

这不便瞎说，亦不能用打听确实了再来奉告之类的话搪塞，徐用仪只好含含糊糊地答说：“皇上是积劳之故，精神不振，胃纳不佳，夜眠不安。”

“这是一般病人都有的症象，到底是什么病？”

这样逼着问，颇使徐用仪受窘，汪大燮便疾书一个

“肝”字，将纸片移到徐用仪面前。

“大致是肝病。”徐用仪问吴翻译，“吕公使要打听得这么清楚，是为什么？”

“我想他总有道理。”吴翻译问道：“徐大人这话，要不要译给他听？”

“不必！且听他说。”

吕班说的是：“肝脏有病的人，容易动怒。皇帝生这种病，在他左右的人，常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实在是件很不幸的事。”

“是的。不过皇上赋性仁慈，倒未听到有什么处罚左右的情形。”

“那很好！”吕班停了一下说，“上谕中要求大家保荐医师。敝国有几位在华传教的神甫，精通医道，我想举荐两位，为皇帝诊治，以敦两国交谊。”

徐用仪听完译语，吃惊不小，急急答说：“多谢贵公使关爱，本大臣先代表敝国致谢。不过，荐医一事，本大臣必须请旨办理。此时不能作任何切实的答复，请原谅。”

吕班对于他的回答，并无不满的表示，只问：“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答复？”

“大概要两三天。”徐用仪说，“此事自须慎重，要问问御医，也还要垂询大臣。两三天是最快的了。”

“那么，我准定三天以后，来听回音。”

说完，吕班随即告辞。徐用仪送客出门，刚回来还未坐定，又有通报：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来访。

这次是由英国股的章京，江苏太仓籍的唐文治作笔录。见了面，窘纳乐首先向徐用仪道贺，接着便取出一封信来，随带的郑翻译说：“窦公使这封信是给李中堂的，请总理衙门转交。”

“既是致李中堂的信，何以不直接送到贤良寺去？”

“窦公使的意思是，李中堂虽已退出总理衙门，但英国仍愿以李中堂为交涉的对手，当他仍旧在总理衙门。”

“噢！”徐用仪颇为不快，但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