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母子君臣 第七四章（第2/11页）

现在慈禧太后提到这段往事，要皇帝亲口复述，等于要皇帝向群臣自责，已纳忠谏而又背弃。无信不立，皇帝何能自承失信，可是在慈禧太后严厉的眼光之下，无可奈何，只好嗫嚅着说了恭王的遗言。

“你呢？你许了你六叔没有？愿意听他‘人之将死’的那句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慈禧太后不必再表示自己的态度，就这半句成语，便肯定了法不可变，康有为不可用！皇帝已无法逃避责任，唯有自承：“儿子糊涂！”

“你们听见了吧！”慈禧太后大声说道：“恭亲王一死，小人就都猖狂了！隔不了几天，御史杨深秀上折子要‘定国是’，又要废八股，又说什么请皇帝‘御门’，跟大家立誓，非变法不可。以后又有徐致靖上折，也是要定国是。这都是罪魁祸首，最叫人想不到的是，变法的上谕，居然是翁同龢拟的。三朝老臣，两朝师傅，官做到协办，国家那点对不起他？他要带着皇帝胡闹，毁祖宗的成宪！真忘恩负义到了极点！”

慈禧太后提到翁同龢，大为激动，戴满了戒指的右手，连连击桌，一下比一下响，震得皇帝一阵一阵地哆嗦，而臣下亦悸怖于女主的雷霆之怒，相顾失色。特别是与翁同龢有深切关系的人，更是将颗心提到了喉头，深怕慈禧太后还饶不过已被逐回乡的“翁师傅”。

“当然，罪大恶极，说什么也不能饶的是康有为！”慈禧太后环视而问：“如今怎么样了？”

这是询问捉拿康有为的结果。照廷对的惯例，应该由领班的庆王回奏，如果庆王不明究竟，即应指定适当的人发言。谁知庆王还不曾开口，军机大臣刚毅已越次奏对，“回皇太后的话，康有为确已坐上英国轮船，逃到上海去了！”他说，“奴才愚见，应该责成总署跟英国公使馆严加交涉，转知该国轮船，不论在何处泊岸，立即将康有为捆交当地地方官，才是正办。”

难题到了庆王头上。他久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道类此情形除非曾经订立引渡的条约，否则就是一件决不可能的事。但如照实回奏必定会遭责难，且先敷衍了眼前再说。

因此，他不待慈禧太后作何表示，抢先说道：“据报，康有为坐的是重庆轮，这条轮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奴才回头就跟英国公使去交涉。”

慈禧点点头，方欲有言。也是御前大臣，紧跪在庆王身后的端王载漪大声说道：“奏上老佛爷，康有为迟不走，早不走，就在袁世凯回天津那天，从京里逃走。那有这么巧的事？依奴才看，一定有奸细给他通风报信。这件事不能不查。”

“你们要知道，是谁给康有为通风报信的吗？我给你们看两样东西。”慈禧太后检了两通文件对跪得最近御案的庆王说：“你念给大家听！”

这两通文件，一件是杨锐的复奏。在七月二十八，皇帝赐杨锐一道密诏：“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慈禧太后命庆王念杨锐的复奏，就因为其中引叙了密诏全文，可以让大家知道，在皇帝的心目中，眼前的大臣，无非“老谬昏庸”，当“尽行罢黜”。至于杨锐的复奏，语气很平和，劝皇帝对变法宜乎渐进，只是提到曾与康有为商议，便似坐实了他是康党。庆王知道他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本性不主激进，亦非康党，很想保全，所以含含糊糊地念完，随即再念第二件。

第二件是从康有为寓所中搜查到的一封信。“四京卿”之一的林旭，在八月初二带出一件赐康有为朱笔密谕，催康有为尽速离京，到上海去办官报。一开头便说：“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而林旭的这封信，便是为康有为解释，皇帝的“不得已之苦衷”，是慈禧太后对康有为深恶痛绝，如再迁延不去，恐有生命之危。

大家都明白了，慈禧太后的意思是，端王所指的“通风报信”的“奸细”，就是皇帝。果然，只见她厉声向皇帝问道：

“你说，你是不是包庇康有为？”

“儿子不敢！”震栗失次的皇帝惟有推诿，“那是，那是杨锐的主意，要康有为赶快出京。”

“给袁世凯的那道朱谕呢？”慈禧太后问，“莫非也是别人的主意？”

最使得皇帝惶恐窘迫，无词以解，无地自容的，就是这件事。派兵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皇帝而有此十恶不赦的大罪，何以君临天下？所以此时面色如死，垂首不语。

慈禧太后久想收权，但总是找不出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借口，谁知竟有这样梦想不到的意外机缘，转祸为福，自然不肯轻易放过。看皇帝哑口无言，越发逼得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