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清宫外史下 第六五章（第7/13页）

慈禧太后也是一时之气，自觉为此发怒，会遭人背地里批评，度量太狭，因而忍住一口气，接纳了李莲英的建议。

于是军机承旨，通知礼部重拟仪注，要跟当初两宫太后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礼节，稍有区别。这本来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拟之时，就酌量更改，亦不会有人批评。但这样一奏一驳，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会试将近，才俊之士，云集京师，其中颇不乏为老辈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将这件事看得很深。因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这也可以说是旧事重提。当年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渐，深恐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的故事重演，所以极力裁抑醇王。上至亲贵，下至翰林，几乎无不以为醇王绝对不可过问政事，防他因为干预朝政而逐渐养成羽翼，一旦皇帝亲政，成了无形中的“太上皇”，便无人可以制他。这重借为穆宗立嗣作题目，其实等于“争国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吴可读尸谏，方始告一段落。

在当今皇帝入承大统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处于极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从此与国家政事绝缘，闲废终身，因而当时上奏两宫太后，有“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苦语。谁知忽忽十载，情势已变，如今醇王不但过问政事，而且成了“太上军机大臣”，吏事、军务、财政一把抓，当年的杞忧，成了今天的隐忧。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醇王决不敢稍有踰越，但如一旦撤帘，优游于禁苑之中，大权交付于皇帝之手，那时谁也保不定醇王会不会起异心？即或他本人并无此意，却又有谁敢断定，他左右不会加以怂恿？赵匡胤这样谨厚而不好威权，不也“黄袍加身”，欲罢不能吗？

因此，为了消除这重隐忧，今日之下，必须讲礼，礼制并称，唯有礼法，也就是祖宗的家法，才可以防制得了不测的异心。如果此时为了不关轻重的仪注，可以容许慈禧太后不守礼制成法，便是开了一个恶例，将来皇帝亲政以后，倘或要步明世宗的后尘，尊敬本生父的醇王，试问礼官言路，又如何得能犯颜直谏？

当然，这些议论，关系重大，只能在最亲密的朋僚集会中，悄悄交谈，而礼部六堂官当然也都了解此事关系的重大，同时也颇警惕于士论不可轻忽，倘或曲从懿旨，修改仪注，引起士林不满，纷纷上书，那时言路上一定会有所表示，首当其冲的，便是礼部官员。

但如公然违旨，似更不妥。左思右想，都是难处，而启銮的日子却一天一天逼近了。迫不得已，只有从李莲英身上去打主意，由礼部的一名跟李莲英拉得上亲戚关系的司官，特地备了一份丰腆的水礼，专诚拜访，屏人密谈，细诉其中的苦衷。

这些地方，李莲英极知大体，一口应诺，设法化解此事。

回到宫中，他自己不便进言，要跟荣寿公主去商量其事。

荣寿公主在宫中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慈禧太后对她有特殊的感情。最初是宠爱，加上她知礼识大体而得到的重视，及至指婚早寡，自然矜怜，再因为她生父恭王被黜，慈禧太后又不免自觉愧歉。这爱、重、怜、歉四个字加起来，竟奇怪地起了畏惮之心。慈禧太后做一件不合礼制的事，或者制一件颜色花样过于鲜艳，不合老太后身分的衣服等等，总要叮嘱左右：“可别让大格格知道，让她说我两句，我可受不了。”

当然，这也因为荣寿公主凡有进谏，第一是一定有驳不倒的道理，其次是言讽而婉，暗中点到，从不伤慈禧太后的面子。因此，遇着这样一件棘手的事，她虽义不容辞地一肩承担了下来，却不敢操切从事，只是默默盘算，耐心地在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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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是初选秀女的日子。一共九十六个人，三双姊妹花最受人注目。第一双是都统桂祥的女儿。慈禧太后两个弟弟：一个叫照祥，一个叫桂祥。咸丰十一年秋天，慈禧太后母以子贵以后，她的父亲惠徵追封承恩公，照例由照祥承袭，已在光绪七年下世。桂祥是慈禧太后的幼弟，平庸没出息，坐支都统的俸给，一天到晚躲在东城方家园老家抽大烟。他的两个女儿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大的“留下”，小的指婚，配了给“九爷”孚郡王奕譓的嗣子载澍。

第二双是长叙的女儿。长叙是陕甘总督裕泰的儿子，弟兄三个，老大叫长敬，做过四川绥定知府，早已下世，他的儿子是文廷式的至交，现在当翰林院编修的志锐。老二便是长善，字乐初，前几年当广州将军，大开幕府，广延名士，在将军署中有亭馆花木之胜的“壶园”，作赋论兵，饮酒赋诗，于式枚、文廷式、梁鼎芬三人就是在他幕府中结成了莫逆之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