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清宫外史下 第六二章（第2/13页）

因此，左宗棠的饰终之典极优。虽不如曾国藩，却远过于官文和沈葆桢。官文追赠太保，左宗棠追赠太傅；官文入祀贤良祠，左宗棠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并准在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谥法就更不相同了，官文谥文恭，这个恭字只对谨饬驯顺的大臣用得着，不算美谥，而且于左宗棠的为人亦不称。

因此，拟谥便费周章。谥典照例由礼部奏准后，行文内阁撰拟，由侍读二人，专司其事。照规则，凡第一字可以谥文的，只须拟八个字，由大学士选定四个字，奏请圈定。一二品大员，如果是翰林出身，照例得谥文字，但当到大学士，虽不来自翰苑，亦得谥文，因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亦得援例办理。

这第二个字就大有讲究了。最高贵的是“正”字，定制出自特恩，非臣下所敢拟请。第二个是“忠”字，这亦非比等闲。左宗棠当然不能与曾国藩比肩，谥作文正，但与林则徐、文祥一样，谥为“文忠”，应该不算滥邀恩典。因此，由大学士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阎敬铭、恩承会同选定的四个字，就有“忠”字在内。

呈达御前，慈禧太后觉得“忠”字，不足以尽左宗棠的生平，便垂询军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够表扬左宗棠平定西陲之功的好字眼？

礼王世铎瞠目不知所对，便回头看了看说：“请皇太后问许庚身，他的掌故记得多。”

“许庚身！”慈禧太后便问：“你看呢？”

“照谥法，左宗棠可谥‘襄’字，襄赞的襄。乾隆年间，福康安就以武功谥文襄。不过咸丰三年，大学士卓秉恬，曾奉先帝面谕：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所以内阁不敢轻拟。左宗棠是否赐谥文襄？请皇太后圣裁。”“本朝谥文襄的，倒是些什么人啊？”慈禧太后问说，“我只记得洪承畴与靳辅，靳辅有武功吗？”

“圣祖亲政以后，以三藩、河福、漕运为三大事，特为写下来，贴在乾清宫柱子上，朝乾夕惕，无时或忘。靳辅是治河名臣，自康熙十六年任河督，到四十六年病故任上，尽瘁河务三十年，襄赞圣功，与开疆辟土无异，所以特谥文襄。”

“要说开疆辟土，左宗棠也称得上。就谥文襄吧！”慈禧太后又问：“左宗棠生前，有什么请旨办理而未办的大事没有？”

这一下是由世铎回奏：“上个月，左宗棠有二个折子，一个是请设海防全政大臣，保荐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一个是请以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曾纪泽已奉懿旨，电召回国，闽抚驻台一层牵连的事项不少，一时还不能议奏请旨。”

慈禧太后对海防一事，胸有成竹，很快地答说：“曾纪泽当然有用他之处，可也决不能拿海防全交给他。福建巡抚驻台湾，这件事你们问问醇亲王跟李鸿章，最好照左宗棠的意思办！”

“是！”世铎答说，“李鸿章马上就要到京了，到时候请醇亲王主持会议，议定办法再请旨。”

李鸿章是八月二十三日到京的，自开国以来，从无一个疆臣入觐，有他这次进京那样重要，许许多多的军国大计，要等他来当面商议，才能定夺。

这许许多多军国大计，有的出自朝廷，要征询他的意见；有的是由李鸿章所奏请，必得他来当面解释。出自朝廷的大计，当然是以醇王的意见为主，第一件是筹议大办海军；第二件是旗营加饷，醇王重视此事，不下于大办海军。他毕生的志愿，就是要练成一支八旗劲旅，而要八旗子弟用命，就得先加军饷。因而早就授意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上了一个“将中外各旗营加饷训练”的折子作为“妥议”的根据。

加饷之饷，从何而来？照薛允升的办法，是裁减各省勇营。照户部的计算，各省勇营的兵饷每年要支出一千四五百万，此外粮秣、武器、营帐、被服等等所谓“养勇之数”更多，每年要花三千四百多万。加上京里旗营及各省驻防旗营的饷银一千多万，总计近六千万之多。而每年岁入总数，不过七八千万，竭天下十分之物力，以八分养兵，自然不是经久之道。

旗营加饷，依醇王的意思，至少要加四成。照此计算，仅是在京的旗饷，每年就要多支三百万两银子，部库实在不胜负担。因而由醇王主持的会议中，商量出一个结论：各省营勇，裁减浮滥，每省每年要省出二三十万两，分批解部，作为旗营加饷之用，同时咸丰年间因为军用浩繁，京官俸给减成发放，亦要恢复原数。

此讯一传，京中文武大小官员，欢声雷动，然而各省督抚，包括李鸿章在内，却无不大起恐慌。

因为各省招募兵勇，设营支饷，其中有许多花样，第一是吃空缺；第二是各项无法开支，无法报销的烂帐，都可以在这里面巧立名目；第三是安插私人，应付京中大老“八行”的举荐；第四是用各器粮饷，安抚当地各路的“英雄好汉”。一旦公事公办，就诸多不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