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慈禧前传 第九章（第7/27页）

很早就有这样的流言，说肃顺阴蓄异志，这些流言自然荒诞不经的居多，但似乎也有言之成理的，譬如指肃顺的支持湘军，说是在培植他个人的势力，而礼贤下士，亦无非王莽当年。只是这些流言不管如何散布，从没有一个人敢去认真追究，更没有一个人敢于承认，自己曾说过这些话，这些话的出入太大了，而且正当肃顺圣眷王隆的时候，谁也不敢招惹他。

文祥自然也听到过不少的这种流言，在他觉得是可笑的，他不相信肃顺会做这种自不量力的蠢事，他至多是个权臣，不会是个叛逆。文祥甚至也不相信会有人敢对肃顺“劝进”，因为那不是爱人以德，可是此刻的文祥，觉得自己的想法是错了。

在那些信札中，最可疑的是吏部尚书陈孚恩的信，颇有些暧昧不明的话，还有就是所谓“肃门六子”——都是湖南人，王闿运、李寿蓉、严咸、黄瀚仙、郑弥之、邓保之，这些人都算“名士”，书生积习犹在，评论人物，指斥时政，放言高论，不免偏激，也许本心无他，但如果追究陈孚恩那些暧昧不明的信，则此“六子”逞一时之快的意气之言，自然也就要当做附逆的证据了。同时这些信中，少不得也引用别人的议论，则又成一番是非，辗转株连，将兴起难以收拾的大狱，在这外患初消，内乱未平的时候，是足以动摇国本的。

这样一想，文祥悚然心惊！一时也无法细看，先要把这些东西检齐了要紧。于是在保险箱和书桌抽斗里，把所有的文件，还有两本别人送钱给肃顺，肃顺送钱给别人的帐簿，包成一包，封缄严密，亲自画了花押，随身带着，上轿先走，去见恭王商量处置的办法。

其时政变的消息已传遍九城。消息的来源有三处，最明白不过的自然是内阁的明发上谕，但此时看得到的，只有少数人，其次是劈柴胡同，众目昭彰的抄家，还有就是密云来客所谈的肃顺被拿问。凡是做官的人家，前门外的大商号，以及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作为话题，在大发议论。

那些议论中，大都对于新政府表示欢迎，这不仅由于恭王的威望使然，更因为军机六大臣中，五位原来就在京城里的，这一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京城里的人，觉得这五位军机大臣是“洋鬼子打进来”时，与老百姓一起共患难的，所以心理上特有一种亲切的好感。他们尤替恭王庆幸，认为他以前受了许多委屈，咸丰皇帝不该亏待同胞兄弟，天潢贵胄，不惜降尊纡贵与洋鬼子周旋，这些都被认作是恭王的委屈。

当然，同情恭王，必不以肃顺为然，特别是那些旗人以及与户部、内务府有关系的商号，无不拍掌称快。

那些商号都是为了五宇字官钱号勾结户部司官舞弊，为肃顺雷厉风行一办，吃了亏的。有了恩怨，说话就不公平了，把银价大涨，钱票贬值，影响小民生计，都归咎于肃顺，当然，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肃顺亟亟于定“祺祥”的年号，就是想早日把新钱铸出来，收兑烂钱票，好平抑银价、稳定物价。这一点连自负博古通今的名士李慈铭都省会不到，更不用说是市井小民了。

在恩怨以外，最要紧的还是利害关系。顾命八大臣都垮台了，倚他们为靠山的人，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都想打听一下详细内幕，好作趋避。但自知色彩太浓，不便抛头露面，只好躲在家里干着急。

另外在肃顺手里吃过苦头，被压抑而不得志的，那就跟那些失意者大不相同了，无不喜动颜色，奔走相告，同时更要去打听消息，联络感情，作为时来运转，复起的开始。

恭王和桂良府里的门栏太高了，踏不进去，沈兆霖、文祥、宝鋆，也都是红顶子，难得高攀，所以目标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曹毓瑛，一个是朱学勤。

曹毓瑛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处理回銮期间被压了下来的章奏诏令以外，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安抚在外的将帅。中枢政变，必然会影响前方的军心，湘军正当用命之际，死了一个坐镇长江上游，协和各方的胡林翼，已足以打击士气，再去了一个支持湘军最力的肃顺，说不定就会引起猜疑，激出变故。倘或如此，后果异常严重，即使在京城里从顾命八臣手中，顺顺利利地接收了政权，这一次处心积虑所发动的政变，仍旧不能算成功。

恭王和文祥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曹毓瑛和朱学勤也深明其中的利害，因此，两个人商量着，用恭王的名义，写信分致各地重要的督抚，除了说明肃顺等人获罪的由来以外，最主要的一点，是有力地暗示，保证他们所受到的支持，比过去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些信的措词甚难，过与不及，都非所宜。因而在军机处一直忙到上灯时分，才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