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的三个研究者（第2/2页）

费正清知道自己要想超越马士，就必须在中文方面下功夫。1932年初，他再次漂洋过海，来到了上海。上海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海关的地方，时间是1854年，费正清希望从这个起点开始，一步步地进入赫德的世界。但一个意外人物的出现把费正清挡在了这个世界的门口。这个早已埋伏在半路上的“程咬金”就是魏尔特（Stanley F.Wright）。魏尔特出生于英国，1903年来华进入海关工作，历任帮办、副税务司、税务司等职务，并长期担任总税务司机要秘书。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费正清一到上海就拿着马士的介绍信前往拜访。总税务司是辛亥革命予以保留的晚清机构之一，1929年后从北京移至上海。费正清在魏尔特那里没有得到马士那样的欢迎，他的到来一下子让主人大为警惕。原来魏尔特正在计划写一部海关史，或者说是一部赫德的传记，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海关在赫德工作的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是赫德的传记。

这样的传记由魏尔特来写自然颇为合适。魏尔特长期供职海关，熟悉业务，接触过海关有史以来的大量材料，而且作为机要秘书还能够看到一般海关人员无缘一见的机密文件。面对这样一个优势明显的对手，费正清立刻决定把自己研究课题的下限划定在1858年——赫德是1859年才入海关的，这样绝对不会和魏尔特冲突；并且他明确地告诉魏尔特，他将把以后四年的留学时间主要用来学习中文和阅读中文材料，并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北京而不是上海。

魏尔特长达900多页的《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一书于1950年问世，三年后，费正清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也出版了，这篇论文是在他1935年提交给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扩写而成的，那篇论文讨论了1850至1858年中国海关的起源问题，而1953年的论著则不仅把论题扩大了，而且时间也调整为1842至1854年，离赫德掌管海关的时间更远了。

马士当年因为没有看到赫德的日记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计划，而魏尔特在这一方面也并没有走得更远，估计他也同样遭到了赫德家属的拒绝。赫德的日记直到1971年由其长孙捐献给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皇大学才大白于天下，这已是魏尔特去世20年以后的事情了。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利用这一珍贵的史料，费正清和他的同事很快投入了整理工作，在1991年他去世前，赫德的早期日记分两大册（1854—1863，1863—1866）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对于一辈子乐于为他人做嫁衣的费正清来说，这一工作或许比写一本赫德的传记更有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遗憾，马士和魏尔特在世时没能看到赫德的日记，而费正清则是在身前没能完成《马士传》的写作。马士在中国海关三十多年的工作业绩虽然难以和赫德相比，但他的一生无疑也见证了晚清历史的波澜曲折。学术研究大约永远都是一个将留下种种遗憾的事业。

原载《读书》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