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好莱坞的宠儿（第7/10页）

事实上，到四十年代的时候，“古柯”已经变成了“可卡因”的同义词。就连阿尔道斯.赫胥黎——凭借仙人掌毒碱和《众妙之门》而出名——这样的头脑开明的思想家也轻易相信了这一点。1958年，他在给LSD（麦角酰二乙基酸胺——一种迷幻药）的发明者阿尔伯特.霍夫曼的一封信中祝贺他最近分离出了二甲4羥色胺磷酸（迷幻药，又名“幻菇”），同时还对古柯的使用表示哀叹：

我现在是从秘鲁给你写信，这是令人最不满意也是最危险的能改变人的大脑的药物——古柯——的国度，印第安人仍然在消耗着大量的古柯——

《解脱——迷幻药论文集》，赫胥黎，1977

这种混淆——古柯＝可卡因——似乎可以理解，似乎最终也不会带来什么可怕的严重后果。我看到所有这些论点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其实，哪一种断言都不对。首先，美国的某些人故意模糊古柯和可卡因之间的区别，别有居心地想要对二者都发起攻击；其次，这种毫无必要地丑化古柯的作法后来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麻烦。

巧的是，推动这场反对古柯的辩论力量大多来自美国，包括给诸如古德雷斯.诺列加和里基斯之流的“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美国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停止古柯贸易尤其热心，因为他们并没有插手世界古柯交易，所以削减古柯贸易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损失。而且，四五十年代的时候，麻醉剂方面的立法似乎非常成功，看起来好像真的可以永远停止这种贸易。再愤世嫉俗点，你就会说有人强行要人们接受这一观点，是为了获得政治资本：坦率地说，这样一来，安斯林格之流就能有事点干。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种作法不仅完全没有必要（当时美国境内几乎没有什么可卡因），更重要的是，美国立法者试图取消古柯贸易，也就是在为一种危险性大大超过古柯贸易的交易打下基础——就像他们在禁酒令实施期间他们对待烈酒的效果一样。只是他们自己现在还不明白罢了。

但是古柯立法界还有比这更阴险的力量在起作用，这是我在华盛顿特区终于找到美国历史学家保罗.古丁博格之后才发现的。

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盼望能见见古丁博格。他1999年编辑了一本有关古柯历史的论文集《全球历史》，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本开辟新天地的书。我高兴得要命地找到了它，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还有没有更多这类资料，或是认识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其他人。两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是”。古丁博格似乎是目前世界上研究可卡因的少数几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之一。我马上把他当作了我的主要目标。我们利用电子邮件同了几个月的信，讨论我能拿什么来交换他的一些最新的尚未发表的研究资料。我们还漫不经心地交换了一些新的想法，大多绕着歌手麦克.殴菲德的《管钟》的二手带子转，还语焉不详地安排我到华盛顿后怎么同他见面。

然而，只有在他发现我到华盛顿的原因是要去采访禁毒沙皇巴里.麦克卡弗里将军的时候（这次采访最终没能进行），才真正产生了兴趣。《纽约人》杂志最近出版了西莫.赫许的声明，说麦卡弗里在海湾战争结束的时候曾下令处决100，000名十几岁的伊拉克士兵。古丁博格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说我见到麦卡弗里的时候会问问他。“天哪——不行”，他急切地说，“他也许会把你也杀了”。我对克林顿的禁毒沙皇是否会就这样杀害一个英国记者表示怀疑。“我不知道”，古丁博格说，“他以前就杀过”。从那时起，我们的谈话就围绕着麦卡弗里和他作为禁毒沙皇和所谓的大规模屠杀的凶手的相关的优点，以及我要是问他伊拉克问题，会让他多恼怒。每当我同古丁博格谈话，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巴里怎么样了？”我很快从我们不断的有关麦卡弗里的谈话清楚地认识到，古丁博格没有时间谈论传统的禁毒政策或其支持者，他的观点是，美国根本解决不了毒品问题，因为绝大部分的毒品问题首先就是美国胡乱干预禁毒领域而造成的。我后来了解到，他这话不无道理。

我们最后终于在他威尔逊中心的办公室见面了。中心离宾夕法尼亚大道不远，就在里根政府学校后面。

“巴里怎么样了？你问过他有关伊拉克的问题了吗？”他问我。

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大堆的影印文件——有西班牙语的，有法语的，有英语的：有警方的报告，政府的统计数字，智囊团的见解，报纸上的文章——所有的东西都同可卡因和五六十年代可卡因交易的起源有关。他花了六年时间从全世界的公共档案机构收集来这些东西，很多资料都是他本人请求美国政府解密的。一般情况下，你见到专家，希望他们能发表一些新的见解，但是他们谈到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你已经知道的。古丁博格不一样：他的所有见解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