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黑人、苦力、英国人（第6/17页）

与此同时，哈威.伟利本人也披露了一些非常卑鄙的，只有“犹太小贩”才能想得出来的事情来：可爱的小贩在学校操场外面把可卡因卖给孩子，为了让他们尽快上瘾，就免费让他们品尝头几剂可卡因。这里我们再一次得到对事件的注解——是真是假还值得怀疑——这向公众证明了麻醉剂和服用麻醉剂的人的彻头彻尾的无法形容的邪恶。这里，可卡因再一次击中了美国的血脉——这个国家自己的未来。击中了美国人的心脏。同样，这个印象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伟利本人在“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之后的可卡因辩论中大大落后了。他坚信美国所有的产品中都不应该含有咖啡因，并以极大的热忱来追求这一理念——尤其是这还涉及到他最不喜欢的公司：可口可乐。其实，在1902年的那次令人难堪的法庭案件中就有证人作证，说儿童对这种饮料上瘾，成年人喝得太多后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此后可口可乐公司就自动把除去了他们饮料里所有的可卡因，不过还是把古柯作为它神奇的“7X”成分的一部分来给产品调味。古柯运到新泽西（后面还要讲到它）的梅伍德那儿的夏佛生物碱工厂，除去里面的可卡因成分，留下浆状的古柯叶子来调味。伟利对这还不满足：他想要彻底禁止这种饮料。他对这家公司发动了一场长期战争，最终设法让美国陆军在1907年禁止了可口可乐，理由是里面含有大量的可卡因，而且含的酒精量同啤酒一样多。军方后来认识到他在撒谎，便推翻了这项禁令，但是伟利还是不愿放弃。1909年他没收了四十大桶和二十小桶的可口可乐糖浆，还试图以产品里含有毒素（咖啡因）和虚假表现产品特点（里面不含可卡因）的罪名起诉可口可乐公司。这个案子于1911年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开庭审理，一连串的政府方面的证人竭尽全力劝说法官相信可口可乐对社会是个危险。

伟利笼络的那些科学家出示了证据，包括前面提到的可口可乐令男孩子手淫的报道，另外一个不是别人，正是亨利.赫德.鲁兹比本人的叙述（自从他尝试了美国南方市场后意见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证明说自己知道可口可乐糖浆有毒，因为他给一只兔子的肺里灌满了这种糖浆，兔子神秘地倒地死去了。除了双方都花了一大笔钱之外，案子没有任何进展。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伟利已经是大失人心，因为他认为，和咖啡因一样，糖精也应该被禁止。他为了这件事接近罗斯福总统，有一段时间一直给总统讲禁止这种有毒的化学物质的必要性，闹得总统乐不可支。他不知道的是，罗斯福本人是个大糖精迷，每天都要在咖啡里加上点——“任何说糖精有害健康的人都是傻瓜”，他说。哎哟。伟利再也没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1912年他被解雇。不出所料，他继续作战。他的可口可乐的案子在经历了九年的法律之战后最后在1917年告终。尽管实际上什么都证明不了，可口可乐还是同意减少饮料里的咖啡因。

尽管伟利有关食物和药物上瘾物质的悲哀的呼吁方向不对，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对可卡因上瘾问题采取措施。紧随其后的完全禁止麻醉剂的行动标志着一场运动的开始，而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人们通过了1919年的“沃尔斯特法案”——这就是禁酒令时代的黎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还导致了犯罪集团的产生，这种集团先是非法贩卖酒精饮品后来贩卖麻醉剂来绕过禁酒令。此类犯罪集团在麻醉剂和酒精饮料方面有走运的时候，也有不走运的时候，但他们最终要为多年后可卡因的再度出现负责。

与此同时，大西洋对面的英国对可卡因却几乎不关心。到1900年的时候，可卡因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无害的药物，常常同女人联系起来。事实上，出于某种原因，可卡因总是拥有很多的女性追随者，它现在的各种街头名字也许正是因此而产生：夫人，白夫人，白衣女人，姑娘等等。一百年前，它的追随者主要是女演员和妓女，她们服用可卡因是为了支撑他们完成晚间的表演（这简直是今天情况的很有意思的排演，因为现在妓女最常见的形象就是为了维持毒瘾而走向街头的人）。可卡因在上层社会还同“有艺术气质的”人——那些被认为非常虚弱而且情绪化的人——联系了起来。1901年《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还大大强化了可卡因的这种柔弱形象，文章称可卡因“在伦敦牢牢地站稳了脚，不是在一般人当中，而是在最聪明的人中”。这篇文章还保证说吸食可卡因一直是“一种贵族化的罪恶”。

我们可以在此假设，同美国的情况一样，可卡因首先袭击的是医生和牙医这个社会层次，因为他们对它早有耳闻，很容易就能得到它，更重要的是，他们买得起。最先付出代价的也是医生：《药剂师》杂志1901年的一篇文章显然知道自己在谈些什么：它指出“过去二十年来创造出的所有的恐怖事物中，吸食可卡因也许是最糟糕的一个”。然而在他们这一层次之外，可卡因是游戏：在这一阶段，尽管已经有人指出可卡因显然是个罪恶而不仅仅是社会习惯，还是根本没有人关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