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刚至柔 至情至性傅斯年与家人（第2/7页）

1936年1月28日，傅斯年移家南京。不久，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去世，代理院长朱家骅赴任浙江省省主席。于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斯年受命代理中研院总干事。他让俞大綵携两岁幼子，去江西庐山牯岭投奔岳父。又转托史语所一位职员，护送母亲前往安徽暂居。留守金陵的傅斯年开始忙碌于组织搬迁，转运文物图书等万千头绪。曾侍奉傅斯年母亲一路逃难的朱仲辉写道：

当南京空袭日频之下，傅先生忙于公务无法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遂托专人护送老太太至安徽歙县暂住。南京沦陷后，才辗转由陆路逃至汉口，历时廿余日，备极劳累，沿途辛苦，老太太每谈及，必感谢护送人之殷勤劳苦。斯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以上，虽长途劳累，终能平安健康地住在了长沙。傅先生每言老母逃难之事心实不安，说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对祖先。4

撤到长沙，史语所寄驻在城东的圣经学校和韭菜园子。1937年11月24日，日机首次轰炸长沙，凄凉的废墟和燃烧的烟火，又在催促流浪者继续逃离。此时，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语所、中博院与中国营造学社也随之同迁。

1937年12月，傅斯年率史语所历史组岑仲勉、全汉升、劳榦、王崇武等在长沙圣经学校。

1938年春，迁到昆明的史语所，分住城里拓东路和靛花巷两处。傅斯年致函代理所务的李济：“同仁几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在云南总是‘羁旅之人’，理当‘入门而閟禁’。同仁迁移安适，至慰。弟意在昆明可作长久想。所址租地以全租为宜，临大（联大）如建筑，似可入一股……”5秋天，傅斯年携妻子来到昆明，与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同住靛花巷宿舍。傅家住一楼，陈家住三楼。他们既是留学欧美的同窗，又是姻亲（俞大綵是陈寅恪的表妹）。为躲避敌机轰炸，人们在楼下空地挖有防空洞。每次警报一鸣，众人争先恐后往楼下跑，傅斯年却拖着肥胖之躯往楼上冲。他担心陈寅恪视力微弱，行动不便，每次总是把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陈寅恪曾苦中寻乐地撰写过一副对联：“见机而为；入土为安。”

1938年9月28日，昆明再遭轰炸，死伤无数。城里的文教单位又开始迁往郊外。史语所搬迁龙泉镇，中研院社会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迁到落索坡，中博院设竹园村，中国营造学社迁麦地村……人们渴望片刻安宁，开始了安居工程。傅斯年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租了块种竹笋的地，盖了五间房。落成后，一家三口喜迁新居。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他要年仅四岁的儿子记住逃难的经历。他在图上题记，“小宝的一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那时的傅斯年，也许幻想这个家庭不会再分离。回忆那段日子，俞大綵也溢满温馨：

我们初到昆明时，友人送给仁轨一只很漂亮的大黑狗。一日孟真午睡方酣，那只狗走近床边，用舌轻舐他的手，他被惊醒，便伸手猛打，没有打中，他怒气冲天地拾起拖鞋再打，狗已远去，他却把自己的眼镜从几上打落到地上，镜片碎了。在他盛怒之下，我只得戏言，虐待动物是一罪，要遭监禁的，不料他竟“恼羞成怒”，整整三日，不与我交一言。这场冷战，延续了三天之后，第四日清晨，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地笑向我说：“我无条件地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巴，闷煞我也。”……我很欣赏他不时流露出天真的稚气。6

1938年10月，史语所同人在昆明龙头村，左二为傅斯年，右四为俞大綵。

1940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文化巷住宅被毁，有师生被炸死。同济大学打算迁往四川。傅斯年再度兼任中研院总干事，开始作搬迁的准备。年底，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开始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每个参与搬迁押运的职员，都有不同的遇险经历，傅斯年则要应对突发其来的所有难题。如潘悫汇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泸州）蓝田坝检查哨屡次无理取闹，故意为难。”傅斯年即致函川滇公路管理处：“请电令川滇公路所属沿路关卡，对于本所迁川租用之卡车家车一体放行，勿予稽留”……

坐镇重庆，遥控指挥的傅斯年如同在下多副盲棋：一年前，西南联大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自兼所长，除了授课，还指导研究生；他往返昆明重庆两地，处理中研院院务；史语所初到李庄，诸如打通关节，租赁房屋，筹措钱粮，稳定人心等，事事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