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流血的季节 第八章 1941年，柏林（第7/30页）

沃纳说：“我爸爸今天早上给医院打电话了。主治医师竟然把他的电话给挂了。”

“真是太无礼了。但你们应该知道，这和我负责的外交事务根本无关啊！”

沃纳凑近了戈特弗里德：“凯塞尔先生，这两个孩子有没有可能卷入了一项失败的秘密实验啊？”

戈特弗里德靠在沙发上。“这不太可能。”他说。卡拉觉得戈特弗里德应该说的是事实。“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他似乎松了一口气。

沃纳似乎没什么要问的了，但卡拉仍然不太满意。她不知道戈特弗里德为何对自己刚才给出的那番保证如此高兴。是因为他隐瞒了比这更糟的事情吗？

卡拉突然想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可能性，她不敢沿着那个方向继续想下去了。

戈特弗里德说：“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卡拉说：“先生，您非常确定他们不是因为某种出错的实验疗法死去的，对吗？”

“这点我非常确定。”

“如果确定没有实验性疗法，那您一定知道阿克尔堡正在发生什么事了。”

“我才不知道呢！”戈特弗里德重新紧张起来，卡拉知道自己说到点子上了。

“我曾经看过一张纳粹的海报，”正是这张海报激起了卡拉可怕的联想，“海报上画着一个男护士和一个身体有残疾的人。上面写着：‘一个有遗传病的人一辈子要花掉六万马克。国民们，这也是你们的血汗钱！’我记得这是一本杂志上的海报。”

“我看到过类似的宣传。”戈特弗里德倨傲地说，似乎这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卡拉站起身来。“凯塞尔先生，您是个天主教徒，海因里希也是在您灌输的天主教信仰下长大的。”

戈特弗里德忿忿不平地哼了一声：“他说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但您不是。您相信人的生命是神圣的。”

“是的。”

“您说阿克尔堡的医生没有在残疾人身上使用实验性质的危险疗法，在这点上我相信您。”

“谢谢你。”

“他们做了些别的什么吗？做了些更糟的事情吗？”

“没有，当然没有。”

“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杀害残疾人？”

戈特弗里德轻轻地摇了摇头。

卡拉靠近戈特弗里德，像客厅里只有两个人似的压低了声音说：“作为一个相信生命神圣的天主教徒，您敢拍着胸膛对我发誓，阿克尔堡绝对不存在杀害残疾儿童这种事？”

戈特弗里德笑了，他对卡拉做了个宽慰的手势，想开口说话，却一句也都没说出来。

卡拉跪在戈特弗里德面前的地毯上。“您发誓吗？您能现在就发誓吗？你面前站着四个年轻的德国人：您的儿子和他的三个朋友。只要对他们说出事实就好。看着我的眼睛，说政府没有杀害过任何身体上有缺陷的孩子。”

客厅里静得可怕。戈特弗里德似乎想说话，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他闭上眼睛，扭曲着嘴角，无奈地低下了头。四个年轻人吃惊地看着他挫败的样子。

睁开眼睛以后，他一一看着这四个孩子，最后把目光聚焦在儿子身上。

他瞪了儿子一会儿，然后起身走出了客厅。

第二天，沃纳对卡拉说：“太可怕了。我们在一件事上整整讨论了二十四个小时。不做些别的，我们会疯的。我们去看场电影吧。”

他们去了满是影院和商店、总是被戏称为“库尔地狱”的库夫尔斯滕街。德国大多数优秀的电影人几年前都去了好莱坞，国内只能生产些二流电影。卡拉和沃纳看了背景为入侵法国的电影《三个士兵》。

电影里的三个士兵，其中一个是意志坚定的纳粹中士，另一个是老爱抱怨、有些像犹太人的小兵，最后一个是胸怀理想的新兵蛋子。新兵总爱问些天真的问题，比如说：“犹太人真会给我们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吗？”纳粹中士总会给他一番言辞激烈的冗长说教。战争开始以后，老爱抱怨的士兵承认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很快当了逃兵，最后在空袭中被炸死。胸怀理想的新兵奋勇作战，他很快当上了中士，成了希特勒的崇拜者。剧本疲乏无味，但战争场景相当令人激动。

看电影的时候，沃纳一直紧抓着卡拉的手。卡拉希望沃纳在黑暗中吻她，沃纳却没有吻。

灯光亮起以后，沃纳说：“这电影太难看了，但至少能让我暂时不想其他的。”

走出电影院，两人一起上了车。“去兜兜风吧？”沃纳建议道，“下周也许就要上交车子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沃纳把车开到了格鲁内瓦尔德。途中，卡拉的思绪不由得转回到前一天和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的争论上。不管想多少次，最后总会不可避免地归结到昨天他们四个得出的可怕结论上。库尔特和阿克谢尔不是她当初想的危险实验性治疗的意外受害者，戈特弗里德也信誓旦旦地否认了这一点，但他无法否认政府故意杀害残疾人并对他们的家人撒谎的推想。即使纳粹以粗鲁和鲁莽著称，这种事也很难相信。但戈特弗里德的表现清晰地印证了卡拉的猜测，纳粹的确在有组织地谋杀身体有残疾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