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加拿大幽会中国（第6/8页）

明义士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不同寻常的是：明义士不仅在加拿大受到尊敬，在中国也是如此。他被中国誉为“殷商文化和甲骨文的最重要的西方学者”。明义士1957年去世。由于冷战原因，他生前未能重访自己长期在安阳居住的老房子。尽管如此，2004年，明义士在安阳的故居，被指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明义士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仅在于他对中国考古学发挥的先驱作用；也在于他坚定不移地认为，他所发现的绝大多数文物属于中国，也应该留在中国。明义士总共收集了35913件带铭文甲骨，以及23000件其他古代文物。

在协助重新发现已失落的中国国家、文明根源方面，明义士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发现并解读甲骨文之前，人们推测中国最古老的商周王朝，至多是尚未成形，或属于杜撰。但是，“龙骨”（带有铭文的龟甲和牛骨）的发现，不但使怀疑者哑口无言，也表明中文是最古老且一直延续使用的书写文字。

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商代是富于创造性的生产者。西周崛起前，商代的30位统治者统治了7个世纪。“随着周克商，”费正清归纳道，“中国的国家形态最终形成。而诸如青铜器铭文以及新出土的周代甲骨文等新考古证据，均可与中国古代文献和最早历史记载吻合，与那些久为人知的古代地名、人物和事件吻合。”通过对其统治者赋予“天赋王权”，商代和周代创造了新的合法统治地位。因此，同质、勤劳、早熟的中国人民，得以沿着“天朝”封建统治的道路不断前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证明了古代甲骨文的作用。根据一个常被人提起的故事，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当时，清代一位名叫王懿荣的官员患上了疟疾。他的医生给他开了一服俗称“龙骨”的药方，其中包括碾碎的龟甲。王懿荣拜访了北京当地的药店，注意到那些尚未碾成粉末的甲骨上刻有一些清晰可辨的文字，与他在古代青铜器看到的文字类似。义和团起义爆发时，王懿荣正在深入研究那些奇怪甲骨。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领馆时，王懿荣被任命担任京师团练大臣。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时，面临着投降或被流放的结局，他选择了服毒身亡。

王懿荣自杀后，他收集的一千多件甲骨文转手落入同僚刘鹗手中。1903年，刘鹗出版了首部有关玄妙甲骨文的著作。之后，刘鹗得罪了清政府的权力部门，因遭腐败指控被流放新疆。1909年，刘鹗在新疆去世，端方接手了那批甲骨文的鉴别工作。端方是清廷著名官员，也是首屈一指的文物收藏家，曾出高价征集甲骨文。如本书前面所述，1911年，发生了成功推翻满族清王朝的起义。其间，端方被手下叛乱军队砍掉了脑袋。

20世纪初，明义士抵达中国时的社会背景就是如此。当时，明义士26岁，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在中国期间，他见证了世上最早建立的封建制度大厦的坍塌。明义士出生于安大略省的农村地区，接受过土木工程师和土地测量员的专业训练。在基督教青年会一个露营地，明义士找到了自己的新使命。抵达中国后，似乎是机缘巧合，明义士在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定居下来。那里正是日渐衰弱的“天朝”文明的发源地。

明义士很快得知：在安阳郊区，有一片叫作“殷墟”的庄稼地。拾荒者知道，那里有大量甲骨，地面丢弃着破碎陶片。在那片土地下面，躺着商代最后一个都城的遗址，包括宫殿，官吏、士兵和卜卦者的居住区。卜卦者精通解读动物骨头上面的裂痕，以此预测未来。从此以后，明义士牧师积极参与到考古活动之中。1928年，他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在安阳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考古发掘活动。中国科学院是新的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科学组织，而那次发掘，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考古活动。不进行考古发掘时，明义士履行传教士职责。此时他是牧师，推动教育和卫生保健工作，时而还担任教会流动乐队的领队。即便在中国处于动乱期间，明义士牧师也和他的团队一起，从一座城市前往另一座尘土飞扬的城市，搭好装满食物和印刷品的台子，敲锣打鼓召唤充满好奇的人们，之后播放耶稣的形象和加拿大农村生活的幻灯片。

1937年，日本人开始武装进攻中国。安阳的考古发掘和传教士的巡回布道告一段落。1936年，明义士与妻子安妮·贝勒和儿子亚瑟一起返回加拿大休假。他们哪里知道，那竟是他们与安阳的永别。回到安大略省，明义士很快自愿到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工作，参加了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的考试，递交了有关中国商代青铜武器的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明义士前往华盛顿，担任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问题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