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加拿大幽会中国（第5/8页）

“我很快发现，我与怀履光在多伦多一起读过书。”科雷利馆长在自传中回忆道，“他向我们呈现了一幅1300年或1400年的精致绘画，技法高超，保存状况极好。由于怀履光与河南省某位大古董商结下了友谊，他受到了良好训练，对于所出土文物的情况一目了然……尽管怀履光温文尔雅，但他有勇气在破坏中拯救他的城市。”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在中国数十年军阀混战中，怀履光是一位全能调解人。20世纪中期，在一个危急时刻，怀履光主教给科雷利馆长寄了一封信，谈到了因军阀军队威胁产生的令人不安的消息：

那封信说，怀履光主教从一个英国人那里获悉，军阀军队进入城镇10分钟内，便会前往他很熟悉的一座寺庙。那里保留着精美壁画。士兵们到达那里，会用刺刀抠出壁画上的人像，祖祖辈辈的僧人珍爱许多世纪的伟大绘画作品将会毁于一旦。僧人们安排了一些人，从寺庙墙上揭取壁画。他们切开厚厚的泥灰，将壁画一块一块切割下来。被切割的壁画共有80块，用棉花包裹后装车运走。僧人们也不知道它们被运往哪里，因而无法通过酷刑逼迫他们告知壁画的下落。当军阀来到那个寺庙时，那里只剩下空空荡荡的一面墙。

据怀履光估计，那些濒于灭绝的壁画属于元代时期的作品，价值非凡。寺庙名为兴化寺，建于公元992年，位于山西省一个偏远农村。那些壁画一直在兴化寺受到精心保护。此时，那里的僧人已是手忙脚乱。怀履光催促科雷利馆长买下那些壁画。1928年，科雷利馆长给那位英国中间人发报，提出了购买要求。80块壁画残片及时抵达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并被精心修复。科雷利就壁画修复问题征求兰登·华尔纳的意见，后者推荐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专家乔治·斯托特。在斯托特的建议下，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技术人员一丝不苟，重新修复了约12米的干壁画绘画，那便是目前为人所知的壁画《弥勒佛的乐园》。它描绘的是弥勒佛（未来佛）及其周围的一群神人、凡人贵族和个人随从，包括弥勒佛的理发师，整个画面显得虔诚、友善。

征购《弥勒佛的乐园》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又（通过山中商会）买入了另外两幅元代壁画。它们同样来自陷入危险之中的山西省，被称为“北斗星君”和“南斗星君”。“南斗星君”描绘的是与“天朝”干支纪年有关的12个动物。总而言之，用科雷利馆长的话说：“现在，我们拥有了一组我从未见过、最令人难忘的绘画。”（那些壁画被重新修复后，一直在该馆亚洲艺术展厅复原展出。）

与此同时，怀履光还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提供了各类其他的文物：古代青铜器、带铭文的甲骨，它们为中国文化历史增添了崭新的序言。因此，1935年，怀履光从主教岗位退休后，顺理成章地到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始了新的事业，担任了该馆东亚藏品保管部的主任。之后，怀履光发表了一系列博学多才的专题论文，包括他于1940年出版的《中国寺庙壁画》一书，其中附带有精美的插图。在那本书中，怀履光对上述3幅壁画进行了注解。福开森（另外一位传教士改行的古玩收藏家）曾为怀履光早期有关中国陵墓的书籍写过前言，他评论道：当时，怀履光在中国似乎属于“最幸运之人”，“能够通过可靠的代理，密切关注每个阶段的盗墓活动，对墓中出土的许多文物予以保护”。福开森应该对中国的情况一清二楚，他公正描述了专业考古学家的困惑，描述了他们为保护中国大地的出土文物，甚至盗墓者手上那些文物进行的斗争。

然而，令怀履光进退两难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怀履光自我评价很高，对此并非全无道理。他能很快地精准拿捏有关法律的问题。在怀履光出版的著作中，对于所购买文物如何进入他的视线，通过了何种渠道，他一直小心翼翼，闭口不谈。另一位传教士出身的挖掘者是明义士，怀履光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中国青铜时代的知识。尽管如此，怀履光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未对同事明义士的工作给予足够赏识。中国学者董福林是明义士牧师传记的作者，他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辩论。

据董福林统计，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有数百件（甚至可能是数千件）中国文物，包括玉器、青铜器、陶器和绘画，属于非法走私到加拿大的，违反了1930年中国禁止出口古物的法律。他坚持认为，怀履光通过不知名的小火车站运送文物，那里的检查形同虚设；或在其他传教士的行李中夹带文物。董福林披露的情况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公开辩论，尽管尚未有人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正式提出文物返还要求。争论也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明义士。在职业道德方面，明义士选择的道路，与河南省主教怀履光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