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龙门石窟之殇（第7/9页）

在北京家中，有几位适婚年龄的童仆伺候普艾伦的日常生活。他让他们身着中国学者长袍。他给萨克斯写信，抱怨说他的做法搞得“满城沸沸扬扬，大意是说，真可惜，那位阳光年轻人已‘入乡随俗’，还‘与中国戏子及其姨太太们放荡不羁’”。然而，据普艾伦的同事、弗利尔美术馆的毕士博说，普艾伦已经“完全中国化，衣服、食物、脏地板，甚至到了允许他的京巴小崽们到处乱跑撒尿的程度。那些事情必须有个了断，以免变得更糟，哪怕让他远离北京”。

（旅居北京期间，普艾伦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属于中国。他成了一名佛教住持，安排将自己葬于中国的一处佛教墓地。然而，此事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政治干涉，他被禁止在中国入土。普艾伦死于日本，葬于京都日本山中商会古董商家族为其提供的墓地。）

1927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波什·雷茨返回荷兰生活。该馆邀请普艾伦担任该馆的临时研究员，以便接替雷茨的工作。普艾伦善于看人下菜碟，会根据你的社会地位或与其亲疏程度，表现得“机智诙谐、温文尔雅、一副学者派头”，或“顽固暴躁，像时兴的游手好闲之辈，变成一位招人嫌的坏蛋（参见电影《晚宴的约定》等），并且表演得绘声绘色”。

在接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时，普艾伦强调了自己为赢得那个位置付出的艰辛努力：

然而，我很清楚（那不是空洞无物的自夸），我在马车里沿沙漠道路颠簸前进的每一分钟（我会情不自禁地琢磨，希望那位赶车的孩子晚饭能有茄子吃），以及我在北京小胡同、戏院、公园、茶馆和中国人家里停留的每一分钟，都为我提供了一种途径，使我对那个伟大的民族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使我有更好的理由断定：这是宋代绘画，那是北魏石刻。我爱中国人。有时候，我也会使他们痛苦不堪。但是，我依然热爱他们，愿意在我墓碑上刻上3米多高的大字：“世上有两个最伟大民族：希腊人和中国人。”

波什·雷茨曾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惨淡经营，只有一名孤零零的助手和极少经费。但是，继任的研究员们都对他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包括他征购的一尊巨大北魏鎏金铜佛像和一批绘画收藏。经查尔斯·弗利尔推荐，雷茨从福开森手中购得那批藏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强项，在于它拥有奥尔特曼所藏瓷器和所购青铜器。那批青铜器，从已故鉴赏家、收藏家端方总督家族征集，同样由福开森从中协调完成。然而，那一类藏品，绝对不符合普艾伦核心爱好的胃口。“如瓷器和青铜器那样的美物，似乎与我认为的主要艺术形式——绘画、雕塑和建筑不可同日而语。”普艾伦发誓，“构建与纽约这座城市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规模相匹配的收藏……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体量大、具有影响力的藏品。”来自龙门石窟的浮雕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要求。

1934年，道德弯下了直挺腰板。那年，普艾伦从随身携带的烟斗中弹掉烟灰，重返中国探寻龙门石窟石雕。他曾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赫伯特·温洛克写信，称“龙门石窟的伟大浮雕（可与万神殿和法国沙特尔大教堂媲美的中国艺术），正在遭受破坏，敦煌的一些壁画（最伟大的中国壁画）预计会在北京出现。我应该到那里去，为博物馆收集有关它们的一切信息，无论我们能否得到它们”。抵达北京后，普艾伦很快从北京小道消息工厂听说了一位竞争对手——劳伦斯·史克曼。

普艾伦有一个朋友叫岳彬，从事龙门石窟浮雕经营活动。他向普艾伦透露说，奥托·伯查德已得到了《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普艾伦向温洛克馆长报告，称伯查德“正与老福开森神父、年轻可爱的史克曼、兰登·华尔纳和堪萨斯城串通实施某种阴谋。不管怎样，龙门石窟还有更多东西。如果我们想，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普艾伦质问史克曼时，后者“显得相当尴尬”，因为普艾伦“怒气冲冲，他曾希望能及时赶到把它拿下”。由于最终安排尚未结束，那些货箱还未运出，史克曼对普艾伦尽量三缄其口，将其视为自己不能随意讨论的博物馆秘密。

但是，《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仍在待价而沽。1934年秋天，普艾伦与岳彬联系，同意向那位古董商支付40000美元，购买他手中拥有的6个头像。盗贼们则根据与岳彬代理所签的合同，将仍留在龙门洞窟浮雕的其他部分敲掉盗走。岳彬拿到另外13个头像时，他会得到10000美元。与岳彬古董店“彬记”所签的合同规定，“如果山里面出事”，以及“条款未能履行”，合同作废。艾米·麦克奈尔对龙门遗址进行过详细研究，她在《龙门石窟供养人》一书中指出：“那份合同一清二楚地表明，当时，浮雕的其他部分尚未被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