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勃兰特（第9/10页）

法：总理先生，令人惊奇的是政治并没有使您变得冷酷无情。

勃：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一般的人在登上权力的宝座时会情不自禁地喊道：“啊，我总算得手了！”这样的人有变得冷酷无情的危险。但我能控制自己，克服这种情绪。

法：即使当阿登纳猛烈地攻击您，强调您是一个私生子，您加入过挪威国籍……

勃：阿登纳对待我的确是很坏的。奇怪的是就个人关系来说，他从来没有流露出敌意。他虽然说过那些关于我的坏话，但对我却有某种好感。我虽然对他的政策和做法很不赞同，但对他本人很尊敬。在1961年的竞选运动中，正当流传着那些流言飞语时，他召我去他的办公室。就是现在我们待的这间屋子，而且我就坐在您现在的位置上，他则坐在我这个位置。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总理先生，您认为像您这样搞竞选运动是正确的吗？是明智的吗？”他回答我说：“市长先生，我不知道您在讲什么！您认为我和您过不去吗？我做梦也没有想这样做！如果我和您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我可以把您找来一起谈一谈。”对此我没有加以反击，或者说没有像在1957和1958年竞选运动中那样对他的攻击进行反击。在1965年，对我的攻击再次出现，我生气了，不愿再参加竞选。我告诉我的党：“算了吧，我给你们增加的负担太重了，你们受不了。最好让别人当候选人。我退出竞选。”正是从那时起，情况才开始好转。有时需要放慢速度，甚至把汽车停下来才能重新快速前进。1966年我党举行了代表大会，会议结束时代表们一致支持勃兰特……

法：于是勃兰特当了外交部长，然后当总理，后来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勃兰特总理，您听到这个消息时哭了，这是真的吗？

勃：没有，这是夸大事实。没有，我事先预感到要授予我这个奖。当我的助手阿勒斯把有关这个消息的电报递给我时，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接过那张纸把它放进了抽屉，继续写我的笔记。那天议会召开了会议……的确我很感动，但没有哭。

法：您从来没哭过吗？

勃：成年后我很少哭，非常少，无论是高兴的时候还是不高兴的时候，或者激动的时候。您瞧……像大多数北方人那样，我是个重感情的人。如果您愿意说我是个浪漫的人也可以。因此，我并不是不容易激动，我常常竭力掩盖激动的心情或者说抑制这种感情。我更喜欢笑，特别是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喜欢说笑话，这是我的弱点。我收集所有的笑话，而且常常编笑话。不幸的是我常常比听我说笑话的人笑得更厉害。

法：您讲的这些都很有趣，可是我觉得您不大可能以这样超然的态度谈论诺贝尔奖。获得诺贝尔奖的政治家并不多……

勃：这是因为优秀的政治家并不多，是因为诺贝尔奖委员会必须注意不要得罪其他人。授予我诺贝尔奖正是因为遇到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即得罪人最少的时机。事实上，尽管我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我还是有很多朋友。是的，我明白，您想知道诺贝尔奖是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满足。不是的，它使我受到鼓舞，但我并没有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我浏览一下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甚至只要想到诺贝尔奖被认为是最严肃的奖，那么我……总之，我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时的情况和卡尔·冯·奥西茨基[8]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时的情况不一样。他当时正关在集中营里。后来让他从那个集中营里出来也仅仅是为了把他软禁在医院里，直到他去世。奥西茨基是一个象征，一位烈士。而我绝不是烈士，当我获得诺贝尔奖时并没有遭受痛苦。

法：勃兰特总理，由于听到了“痛苦”二字，我向您提一个在这次谈话开始时就想提的问题。您对不知道谁是您的父亲感到痛苦吗？

勃：我没有感到痛苦，没有。如果您说的不是“痛苦”而是“伤痕”，那是另一回事。“伤痕”是有的。但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几乎把它遗忘了。我很早就开始独立生活，很早就开始用自己的名字，自己取的名字。我把我现在使用的名字看成是我自己真正的名字，这并非偶然。再则，说我不知道谁是我的父亲并不确切。我告诉您一件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的事情，对任何人也没有……我知道我父亲是谁，我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从来不愿去见他。战后他还活着。即使那时我也没有兴趣去见他。

法：为什么？是出于怨恨？是出于对母亲的尊重？

勃：不知道。我不愿评论我这个态度。我只向您提供事实。

法：我明白。我想，大概您的母亲在您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