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变生肘腋 引狼入室（第12/16页）

中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合影，二排右一为刘斐。毛朱周刘排名在前，降将仅张治中、蔡廷锴、傅作义三人入选，刘斐由于贡献特殊，故亦列名委员。

程思远还透露：「毛主席对为章先生的重视，非吾人所能估计」^{[6]，可是中共对外坚持是「枪桿子裏出政权」，从未公开露布刘斐的叛变通共行逕」，所以刘斐投共后，中共从未安排他担任足以趾高气扬、骄矜跋扈的显要位子，「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〇年三月去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前，毛主席与刘几次谈话」[7]，其因何在？无非是压抑他的骄矜之气。后由地方上调中央，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一九五七年五月卅日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说：「现在党政关係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而且越到下级，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很不正常。这主要因为法制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所造成的。党中央也对这种情况注意不够。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係，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裏，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但刘斐马上嗅出政治风向有变，就没再多说，中共鑒于他出卖国军军机有功，便没给他戴右派帽子，只是閑置他到老死为止。文革爆发时，刘斐饱受皮肉之苦。他的妻子被红卫兵强迫剪成阴阳头，夫妻俩都挨抽打、被罚跪，存摺现款全被抢走，还被迫在北太平庄国务院宿舍扫街，冥冥中似有天谴。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病死北京。}

郑介民将军谈匪谍刘斐郭汝瑰

罗友伦^[8]

阎锡山手下的一名将领，是赵家骧的岳父，曾驻守太原的楚溪春，颇富名声。他当时担任瀋阳防守司令官，我是第六军军长兼瀋阳防守副司令官。城内的警察、宪兵由他指挥，我指挥其他的四个军。

当时，他是六、七十岁的老前辈，我还年轻，两个人面对面坐办公桌，常常向他讨教。他就告诉我一件事。

他原先有一名侍从官，文笔很好，服务热忱又週到，甚至连洗脚水都会帮长官端来，实在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侍从官。没想到，就在太原失陷的前一天，他向楚溪春告辞，说他是共产党，被派来专门做楚的工作。现在事已办妥，因此向楚溪春告辞。楚就问他说，「既然你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把我杀了呢？」他回答说，「因为你人太好了，不捨得杀你」。可见共谍渗透的工夫，相当厉害。

我由东北回南京述职时，到国防部看见刘斐，当时就发现他冷言冷语的，说什么我们作战不力。同行的廖耀湘将军出了门就骂，「国防部尽是匪谍，作战计划还没传达到手，共产党就知道了，这样下去还能打什么仗！」

我来台湾之后，在自由之家理髮，旁边正好就是以前在南京国防部当第二厅厅长的郑介民，来台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同他聊天时，我就问他有关刘斐的事，我说：「当年你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时，顶头上司国防部作战次长刘为章（斐），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共产党，难道一点也不晓得吗？」

郑介民说：「我怎么不晓得！我在当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时，厅长杨宣诚（海军出身）就告诉我说，『刘为章是共产党，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与陈毅、邓小平同一个时期。老郑，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说话比较方便，你应该向委员长报告』。我想，要报告，也应该由厅长去报告；我又没有证据，空口报告，岂不是会挨一顿臭骂嘛！所以，我们俩谁也没有去向蒋委员长报告这件事。」

郑介民又说，「到大陆沦陷，国防部搬到广州，再迁香港，后来就分手了。在香港时，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裏，刘斐就住在我楼上。有一天深夜，刘斐跑来叫醒我，说：『老郑，你不要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没希望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跟我回大陆去，包你有前途。』我这才恍然大悟，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

郑介民将军当然没有同刘斐一起投共，而且来到台湾之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直至逝世，鞠躬尽瘁而后止，是戴笠之后的第二把手，做情报很有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