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石（第23/25页）

印度河谷神权的兴起要归功于烧砖技术的发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当地人用烧制的砖建造起了大型排涝工程，规模之大，足够满足现已消失的哈拉帕城和摩亨约达罗城周边50万平方英里农田的需要。但考古发掘才刚刚开始揭开古印度文明的层层秘密，相比之下，在埃及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有系统的考古发掘，使我们得以较早地、有一定把握地重现古埃及文明的肌理。

117号坑使我们注意到史前埃及的暴力情况。因为证据不足，无法确知从公元前10000年到约公元前3200年间埃及人的生活方式是否和平。就是在那段时间内，沿尼罗河的各个埃及人定居点在一个国王治下完成一统。不过，学者一致认为，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主要因素是尼罗河谷的特定环境，不是埃及内部发生的政治事件。埃塞俄比亚高地的塔纳湖每年春天季风过后都会发洪水，洪水带来的淤泥滋养了埃及的文明。每年洪水来临的时间不同，水量各异，这是古埃及人把他们的国王奉为神明的重要原因。直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之前，尼罗河沿岸600英里位于三角洲和第二瀑布之间的沙漠离河边还不像今天如此接近，河谷中的居民住在河岸的高处，耕畜兼顾。后来不知为何发生了干旱，迫使人口向洪泛区迁移。自那以后，埃及人就完全靠这片平原生活了。学者猜测，为了争夺对从沙漠边缘迁来的人口的控制，河谷中各定居点的头领打过一段时间的仗；后来，到公元前3100年，各个头领都归顺于一个统治者之下，此人被称为美尼斯，他把下埃及和上埃及——即三角洲和南部尼罗河——统一了起来，建立了王国，在历代法老的统治下，王国延续了近3000年。

埃及的作战方式非常特别，几乎与埃及文明一样历史久远；它与苏美尔人以及后来雄霸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政权的作战方式截然不同，突出的特点是技术落后，对外来威胁刻意地漠然处之。这两个特点皆产生于埃及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即使在今天，入侵者要想进入埃及，除了穿过北面和南面的狭长走廊，没有其他通道。埃及以东尼罗河谷和红海之间寸草不生的高原宽达100英里，是天然的屏障；埃及以西的撒哈拉大沙漠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死地。初期的法老对努比亚发动征服战，消除了来自南方的威胁；到第十二王朝时（公元前1991—前1785年），他们在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之间修建了一系列堡垒，确保了那条边界上的安全；起初不存在来自北方的威胁，因为东地中海沿岸基本无人居住，仅有的少数居民也没有交通工具。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北边的威胁开始显现出来，法老应对的办法是从孟菲斯向底比斯迁都，成立常备军，并利用三角洲复杂的地形做天然屏障。这一策略最终成功地抵御了北方的威胁。

在新王国（公元前1540—前1070年）成立常备军之前，古埃及人的战争很奇怪地一直非常老式。在争夺王位继承的内部战乱中，使用的武器“即使到了中王国时期，仍然是棍棒和燧石矛枪”。那个时期（公元前1991—前1785年），青铜武器已经在别处广泛使用，古埃及人自己先是制作紫铜武器，然后制作青铜武器，也有了几百年的历史。找不到原因来解释古埃及人为什么坚持使用过时了的技术，只能肯定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留下的雕塑和壁画中许多对战争场面的描绘提供了证明。他们的士兵不穿铠甲，没有任何保护胸部和头部的甲胄，只拿着短盾牌就开赴战场；就连法老自己也只是到了新王国时期很晚的时候才有绘画和雕塑表明他穿上了甲胄。众所周知，没有护身甲的人会躲避带刃武器的打击，这是简单的生理反应（几千年后，沙卡非凡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成就就是训练祖鲁战士迎着危险前进）；因此我们可以假设，直到中王国末期出现了来自不同文化的侵略者之前，古埃及人的作战都只是做姿态，甚至是程式化的。当然，金属的稀少也许是一个理由，但要解释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武士的装备为什么比他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好不了多少，这个理由至多也只能是次要的。一个可能是，古埃及社会等级森严，国王的地位逐渐从祭司上升到神的高度，公共生活以至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受到仪式的规范；在这样的社会中，战斗也成了仪式的一部分。

有一个例子极能说明问题：约公元前3000年对第一位法老纳尔迈的描绘和时隔几乎2000年后新王国的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的画像都显示他们二人手举狼牙棒正要处死一个畏缩的俘虏；俘虏的坐态非常相似，法老的姿势则一模一样。即使考虑到埃及艺术源远流长的传统，两者的相似之处也不能等闲视之。它们描绘的可能都是战斗结束后真正杀死俘虏的情况，而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表现。埃及文明很早就摈弃了活人祭献的做法，但很可能在战场上把它保留了下来，武士不穿铠甲可能是因为他们很少近身作战（我们已经看到，这是“原始”战争的特点）；一旦对方认输，就由一位伟大的武士——可以是法老自己——把受伤或被俘的敌方战士杀死献祭。也许它与阿兹特克人的“花之战”同属一类，古埃及人坚持使用如狼牙棒、短矛和单体弓这样的武器为这一推测提供了佐证，经过近1500年连续不断的法老统治后，这类原始武器几乎成了奇怪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