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唐帝国自此亡（第10/19页）
胤既得罪，崔远与柳璨并相。璨时为左拾遗。《旧书•传》曰：昭宗好文。初宠待李溪颇厚。洎溪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溪者。或荐璨高才，召见，试以诗，甚喜。无几，召为翰林学士。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内殿草制敕。胤死之日，既夕，璨自内出，前驱传呼相公来。人未见制敕，莫测所以。《通鉴》：崔胤以乙巳得罪，璨以丙午相，则此事即在召入内殿草制之日，云胤死之日误也。《新传》误同。翼日，对学士，上谓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奖任，若令与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张文蔚曰：“陛下拔用贤能，固不拘资级。若循两省迁转，拾遗超等人起居郎，临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谏议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惬。”即以谏议大夫平章事，改中书侍郎。任人之速，古无兹例。《新传》云：璨起布衣，至是不四岁。昭宗之任李溪，岂真以其能文？盖亦如其任马道殷、许岩士，特以是为名耳。其任璨亦犹是也。《旧书•本纪》：帝以天祐元年正月发京师。次陕州，全忠迎谒于路。二月，辞赴洛阳亲督工作。四月，帝遣晋国夫人可证传诏谕全忠，言中宫诞蓐未安，取十月入洛阳宫。全忠意上迟留俟变，怒甚。谓衙将寇彦卿曰：“亟往陕州，到日便促官家发来。”闰四月，车驾发陕州，次谷水行宫。时崔胤所募六军兵士，胤死后散亡并尽，从上东迁者，惟诸王小黄门十数，打球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全忠在陕，仍虑此辈为变，欲尽去之，以汴卒为侍卫。至谷水顿，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内园等谋变，因会设幄，酒食次并坑之。乃以谋逆闻。由是帝左右前后侍卫职掌，皆汴人也。既至东都，又杀医官阎祐之，国子博士欧阳诗，云言星谶也。此可见帝左右前后，志存匡辅者之多，柳璨为帝所特擢，其为人亦可想见矣。《通鉴》云：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医官使阎祐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证等谋害全忠，悉收杀之。时杨崇本复叛，全忠使子友裕击之。六月，全忠至洛阳。七月，如河中。八月，昭宗遇弑。《旧纪》云：全忠令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枢密使蒋玄晖为之。又云：自帝迁洛，李克用、李茂贞、王建、赵匡凝连盟举义，以兴复为辞。全忠方事西讨，虑变起于中，故害帝以绝人望。《新书•蒋玄晖传》云：帝驻陕州，命卫官高瑰持帛诏赐王建，告以胁迁。且言全忠以兵二万治洛阳，将尽去我左右。君宜与茂贞、克用、行密同盟，传檄襄、魏、幽、镇，使各以军迎我还京师。令判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阳，与友恭等图之。玄晖选龙武衙官史太等百人入弑帝，复执何皇后。后求哀于玄晖，玄晖以全忠止令害帝，释后而去。十月，全忠还洛。杀友恭、叔琮。复友恭本姓名曰李彦威。《纪》言河南尹张廷范收彦威等，临刑大呼曰：“卖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谤，其如神理何？操心若此，欲望子孙长世，得乎？”呼廷范谓曰：“公行当及此，勉自图之。”此等语未必实。玄晖、廷范，后皆效忠唐室，此时未必肯与弑逆之谋。玄晖，史固谓其事全忠为腹心，《新书》本传。然友恭、叔琮，亦皆战将也，虽欲弭谤，肯轻弃乎？然则玄晖是时，必未与弑逆之谋，特身为内枢密，龙武入宫不能拒，人遂亿为与谋，且谓史太等由其选用耳。抑谓玄晖与弑昭宗不实，而谓其救全何后则真，故后来后与之有谋；亦或玄晖此时，早与唐有密谋，后乃从而哀之；亦或后未尝哀之，而玄晖特全后以为后图也。一时之忠臣义士，可谓多矣。然亦可见昭宗之能得人心也。
既弑昭宗，立其子辉王祚，更名祝，是为哀帝。时年十三。哀帝与德王，并何后所生，见《旧书》本传。《旧纪》：天祐二年二月，社日，枢密使蒋玄晖宴德王裕已下九王于九曲池，既醉，皆绞杀之，竟不知其瘗所。《诸子传》昭宗十子，哀帝外为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祎、景王秘、祁王祺、雅王稹、琼王祥，盖即所谓九王，《新书》别有端王祯、丰王祁、和王福、登王禧、嘉王祜、颍王褆、蔡王祐，则其幼未见杀者也。《旧纪》云莫知瘗所，而《诸子传》云投尸九曲池，则其事亦传闻不审。是时昭宗新丧，诸王可否燕集，事亦可疑。欲杀之，其道多矣，何必邀燕，行之于众见之地？此事真相，恐已不传，为玄晖所为以否，更无以言之矣。
《旧书•张濬传》云：濬虽退居山墅，朝廷或有得失，必章疏上言，德王废立之际，濬致书诸藩，请图匡复。然则岂有劝全忠同宦官之理？《梁太祖实录》之说，其不足信明矣。王师范青州起兵，欲取濬为谋主。事虽不果，其迹颇泄。朱全忠将图篡代，惧濬构乱四方，不欲显诛，密讽张全义令图之。乃令衙将杨麟率健卒五十人，有如劫盗，围其墅而杀之，天复三年十二月晦夜也。此虑唐臣之害己而为之，犹可曰：革易之际，不得不然也，天祐二年三月，罢宰相独孤损、裴枢、崔远，五月，与陆扆、吏部尚书。王溥、工部尚书。赵崇、守太保致仕。王賛兵部侍郎。同贬，六月，令所在赐自尽。时七人已至滑州，皆并命于白马驿。全忠令投尸于河。《旧纪》。《通鉴》云：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与《柳璨传》云璨疏三十余人者相合，见下。此事则殊无谓。盖汴人之倾险者所为，全忠虽狡谲，究武夫寡虑，为其所误。然唐士大夫好党争，务进趣，相贼害，不恤竞豪毛之利，快睚毗之怨，而纵滔天之祸，亦不得辞其责也。《旧五代史•苏循传》云：迁洛之后，唐室旧臣，阴怀主辱之愤，名族之胄，往往有违祸不仕者，此盖全忠蓄憾之由。《新五代史•唐六臣传》云：梁王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裴枢以为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谓裴枢纯厚，不陷浮薄，今亦尔邪？”则其所以激之使发者也。《旧史•李振传》云：昭宗迁都之后，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备员而已，振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朋附者奖升，私恶者沈弃。每自汴入洛，朝中必有贬窜，唐朝人士，目为鸱鸮。柳璨谮杀裴枢等，振自以咸通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乃谓太祖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太祖笑而从之。唐之亡，为册礼等使者，张文蔚、苏循、杨涉、张策、薛贻矩、赵光逢六人。《新史•唐六臣传》。文蔚等五人，全身免祸而已。惟循子楷，乾宁二年登进士第遭覆落，怀愤，乃驳昭宗之谥，献媚新朝。清流之祸，盖皆此等人所为，于当路之人无与。《旧书•柳璨传》云：裴枢、独孤损、崔远，皆宿素名德，与璨同列，意微轻之，璨深蓄怨。昭宗迁洛，诸司内使，宿卫将佐，皆朱全忠腹心也。璨皆将迎，接之以恩，厚相交结，故当时权任皆归之。天祐二年五月，西北长星竟天，扫太微文昌帝坐诸宿。占者云：君臣俱灾，宜刑杀以应天变。蒋玄晖、张廷范谋杀衣冠宿望难制者。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余人，相次诛杀。班行为之一空。此说不独厚诬璨，并恐诬玄晖、廷范，特以玄晖、廷范为汴人，而璨与汴人相交结，遂亿度以为如此耳。璨名族，若谓骤进，则当时不次拔擢者甚多，裴枢等何事轻之哉？或曰：既如是，璨何以坐视其祸而不救。并不引退？此则势无可为，欲就大谋，固不得不忍人之所不能忍。然遂以此蒙谤于天下后世矣。此则其遇可哀，而其心亦愈苦矣，而可以成败论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