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聚会（第2/6页）

1936年5月23日，金城银行广州分行开业。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特地从上海赶来主持开幕仪式。当日贺客云集，晚周作民率同人宴客于广州南园酒家，来者不拒。有人记述说：“菜肴丰盛，有燕窝、鱼翅、烤小全猪诸品。酒，中外均备，茅台尤多，尽吃。橙汁如流水，一切听客饮用。一夕之费，耗资甚巨。”周作民在中厅招待要客，同席有罗文干、梁士诒之子梁定蓟、广东财政厅长区芳浦等。席间罗文干说：“我在银行界有两个好友，一张公权，一即周作民，不过两人共患一种病——怕老婆。”众人听后哄堂大笑，周则张开五指发誓：“谁怕老婆，谁是王八。”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因翻墙跌伤胸椎，到杭州西湖别墅疗养。南京中央医院电疗科的黄医生曾去治疗一个疗程，蒋病况大为好转。一天上午，蒋用方言对黄说：“黄医官，依弗同我讲言话，晓得地个宁蛮好白相。今朝请依吃饭，到‘楼外楼’去吃糖醋里脊好哇啦？”中午之前，励志社头目黄仁霖把所有医生都招至楼外楼，蒋本人也乘车前往。医生们原以为主人请客自然是主客同席，哪知蒋的侍卫人员早已给蒋另定专室，医生们则单在一起聚餐。

抗战胜利后，戴笠到北平，在伪宪兵司令黄南鹏家大宴华北群奸。饭后，他宣布依据中央命令，将席上汉奸悉数逮捕。

1933年夏的某日，陈彬和在新亚饭店请客，招待德国女作家柯贝尔。胡风应邀赴宴，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有冷气的房间。”

1938年春天，郭沫若到长沙访田汉，田请郭吃饭，有数人作陪。郭沫若喝高了，醉中一时诗兴书兴并发，索笔狂草，题诗一首。跑堂的在一边叹道：“这位先生是谁？写诗不用打稿子，拿起笔来龙飞凤舞，就跟我们扫地一样。”

战后，作家李健吾受郑振铎委托在上海办《文艺复兴》杂志。后来通货膨胀，物价腾飞，杂志面临困境。郑振铎在庙弄请编辑和作者饱餐了一顿福建菜，来赴宴的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钱锺书、靳以、艾芜、辛笛、唐弢等。除鲁迅已去世，老舍赴美国外，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中的四人都到席。席间郭沫若对郑振铎说：“你不付稿费，我们也为你写稿。”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教授沈尹默闲极无聊，便约几个朋友到什刹海会贤堂楼上面湖喝茶。他对朋友说，我们在这里偷闲，这个当儿说不定会有一件什么大事发生，他还即席作《减字木兰花词》一首：

会贤堂上，闲坐闲吟闲眺望。高柳低荷，解愠风来向晚多。冰盘小饮，旧事逢君须记省。流水年光，莫道闲人有底忙。

1925年双十节，孙伏园在北京大栅栏一家西餐馆请客，答谢《京报》副刊的作者。在一间餐厅里摆着一大张长条桌，面对面坐满了人，每人的座位上都有名签。席上钱玄同不断地和李伯玄、陈学昭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开玩笑，两人都不知该如何对答。

1922年七夕之夜，赵眠云约郑逸梅、范烟桥、顾明道等五六人到苏州留园涵碧山庄闲谈，大家觉得这种聚会很有意思，便商量着结成一社。范烟桥说，今晚是双星渡河之辰，可叫“星社”。星社不定期聚会，所谈无非文艺。后来不断有人加入，十年后，恰好凑成36人——天罡之数。他们的聚会以茶会为主，点心都是自制的，一年中也有两三次较具规模的聚餐。

民国时期，苏州无衣食之忧的少爷们，每天无所事事，常去泡茶馆。茶馆渐渐便成了他们谈天说地的俱乐部，郑逸梅后来回忆说：“他们谈话的资料，有下列几种：一、赌经；二、风月闲情；三、电影明星的服装姿态；四、强奸新闻；五、讽刺社会……一切世界潮流，国家大计，失业恐慌，经济压迫，这些溢出谈话范围以外的，他们决不愿加以讨论。”

张恨水在南京当记者时，有个聚会的圈子，都是同行，大约二三十人，年纪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不等。圈子里天天聚，参与者或三四人，或七八人，如金圣叹所言：“毕来之日甚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聚会的地点也不固定，夫子庙歌场或酒家、照相馆老板汪剑荣家、医生叶古红家、新街口酒家、中正路《南京人报》或《华报》、中央商场绿香园等。聚会多是互为宾主，谁高兴谁就掏钱。在饭馆聚会，闹酒是难免的，偶尔也闹大一次，比如踢翻了席面，冲歌女大发脾气之类。喝酒以外的聚会，有时是喝茶，有时是到书场听大鼓，有时是到莫愁湖划船，有时是打麻将。十年后，张恨水在重庆忆及往事时叹道：“这些朋友，有的死了，有的不知道消息了，有的穷得难以生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