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第6/8页）

孙中山托人把稿子送到商务印书馆时，没想到却遭到了张元济的拒稿。因为张元济反复权衡，觉得此时正值南北和谈僵局之际，孙中山依然是敏感人物，这本书几乎等同于烫手山芋。

身为堂堂共和国父居然吃了闭门羹，孙中山一气之下想要发文来告白天下，以昭示商务印书馆乃保守反动之机构。这让孙中山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20年初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仍以极其严厉的措辞批评了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为“保皇党余孽”。

连孙中山的书稿都敢拒绝，何况其他无名之辈呢？被张元济拒之门外的书稿还有陈独秀的。1928年在国民党狱中的陈独秀寄来《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张元济宁愿赠他几千元稿费，也不愿意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任何风险。

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元济吃过政治的亏，自戊戌那年后他就与政治绝缘。当年和他一起参与变法的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在民国又东山再起，而他却看破宦海沉浮的险恶。1913年时为北洋内阁总理的熊希龄邀请张元济任教育总长，张氏自言“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委婉地谢绝入仕。

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内迁，而张元济留居上海孤岛，拒绝与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际，宁可卖字为生。有次汪精卫政府高官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字，并附有支票。他退回支票，修书一封曰：“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民族气节与对政治警觉避免了张元济下水。

自诩为“戊戌孑遗”的张元济，见过了自晚清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与挫败、维新与复辟、欣喜与悲痛。所以，他能把商务印书馆的事业与现实政治活动拉开一段距离，维护着一个文化机构相对独立。当然他并没有完全超脱现实来进行自己的事业，更没有对变革呈现出保守或抵制的心态，而是与时俱进，在选择中创新。

送中文打字机参加世博

1910年3月17日，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开拓者、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登上了从上海开往欧洲的轮船，开始长达半年的环球考察。这次出行，他将访问欧洲和美国，抵达比利时的时间被特意安排在1910年7月，因为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就在此时举办。

1910年夏天，尽管此时的比利时凉爽舒适、气候宜人，但身处他乡的张元济却心情无比压抑，万般不快犹如郁结的乌云一般。

一幅幅家乡的画面在张元济脑海中浮现：囚犯戴着镣铐枷锁血肉模糊；顶着大辫子的男人歪躺着手捧烟枪；小脚女人步履蹒跚……这就是20世纪初的大清国。然而，令张元济更为痛心的是，刑具、烟枪、缠足鞋……这些竟然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世博会。

“凡人未有不自炫其长而欲人之夸誉者，亦未有故暴其所短而欲人之耻笑者，而吾国独及是，何以见之，见于出洋之赛会。”在亲历世博会之后，张元济愤怒地写下这段话。

那一届世博会，张元济亲见了法德等国展馆的广大、展品的繁多，也看清了大清国的黯然失色。展览会场狭小，就连“世界至小之摩纳哥”都远不及；展地偏僻，展品虽有瓷器、绸缎、扇、画、刺绣、漆器，但都粗陋下等、零乱琐杂，甚至比不上苏杭、广州的杂货店。中国参展仅耗银2万两，尚不及慈禧太后一天的日常开销。

同时，他还从留学生的口中得知了许多与世博会有关的事件：在1905年举办的比利时列日世博会上，中国的展品中竟有刑具、鸦片、缠足鞋等物，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展品这才撤去。

这一届世博会，张元济先后前往不下六七次，在中国展区中，他看到前来参观的西方人寥寥无几，不少西方人面对中国展品皱着眉头、频频摇头，只看了一会儿便疾步离去，其鄙夷不屑之态如利剑，刺伤了张元济的心。难道我们花钱参展就是为了换购欧美人对中国鄙夷不屑的念头吗？望着东方，张元济心情格外沉重，他害怕，西方国家会专门摘取中国国民的短处、中国国力的衰弱，以此为借口，张扬其殖民东移的气焰。

仅在张元济访问西方各国后的一年，中国就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随之瓦解。

与当时的许多人见解一致，张元济也认为“开启民智”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开启民智”的理念引领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走进世博，而世博更坚定了张元济培养人才、普及国民教育、“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信念。

1910年比利时世博之行对于张元济的触动不可谓不大，他特地为此写下了一篇《中国出洋赛会预备法议》寄回国内，发表在当时影响最大的《申报》和《东方杂志》上，并提出了“吾中国欲侧足与世界，不可不以赛会为之先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