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盐的专卖（第3/18页）

都转运盐使司没有权利印刷自己的盐引。所有印刷盐引的金属引版都被南京户部职掌。每个盐运司必须委官去南京出示底簿和仓钞，以便于印刷准确的引数〔23〕。不允许储备盐引以备将来使用。大多数运司每年发放一次盐引。但两淮运司却是例外，这是因为两淮是最大的食盐产地，盐引的印刷更加经常。从1568年开始，有好几次提议提前印刷盐引〔24〕。这种方法似乎在1594年对两浙地区产生了影响〔25〕。即使如此，两淮地区1616年的记录显示出盐引仍然是在仓钞到达时才行刷印〔26〕。

一旦从南京户部得到盐引，运司就把持有者的名字填在空白处，商人凭此下场支盐。所有的盐场被分成三类，即上、中、下三等。下等盐场生产的优质盐较少。离批验所更远些，这样就包括额外的运输费用〔27〕。据说山东运司的一个盐场离惟一的批验所有600英里远，这对盐商而言有相当大的困难〔28〕。原则上，盐商不会得到全是上等或全是下等盐场的食盐〔29〕。

盐课司按盐引支盐，撕下盐引的一角。然后商人运输食盐到批验所向运司报告。他已经完成支盐。于是运司撕去盐引的第二角。这时食盐被暂扣，在官方检查之前，商人必须等到运送到批验所的全部食盐达到规定的数量批验。16世纪在两淮地区规定积到85000引为一单，也就是4575万斤，接近31200吨（short tons）〔30〕。当达到这一水平时，运司要求巡盐御史批准核查和称量。称重是必要的，因为在16世纪盐引持有者可以多次使用盐引直接从灶户那里购买大量食盐（参见第五章第三节）。核查人员通常是当地通判和主簿，由巡盐御史委任。当每包盐被称量且付清额外税费后，盐引的第三角被撕掉，这时商人能够把食盐装船运输到指定码头。这些码头由盐运司决定而非商人。全部分配依照一个总的计划，按照各府的人口精确地规定应该行盐引数〔31〕。当食盐运抵指定码头，商人要向地方官员报告。在完成出售时，已经被撕去三个角的盐引，要送到最近的府州县衙门，由官员撕掉最后一角，上缴给户部与最初的期号相符〔32〕。即使是在理想的条件下，一个商人要完成这一交易也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记录显示这有可能花费五六年，或是更长的时间。

第二节　政府的管理与控制

灶　户

在一个具有一定流动性为特征的社会中，保持灶户世代为盐的生产者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政府在付给灶户工本米时欺骗他们，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在采用宝钞流通的14世纪，工本变成了政府的宝钞。当宝钞贬值时，这种工本钞会变得一文不值。到15世纪，政府不再能够为盐业生产提供资金，而是允许盐业生产者直接把自己生产的余盐卖给引商。同时，灶户被鼓励去开垦公共的土地，可以减免税收。但到那时，许多灶户已经离开了海边，而其他人已把官拨草荡地改为稻田。与对军户的态度相反，明朝政府从来没有试图强迫这些生活在盐场外的灶户返回他们的家园，或者强迫他们重新从事他们已经依法登记的行业。

盐业生产者的移民现象在两浙运司表现得非常明显，那里肥沃的土地吸引他们去努力开垦。政府接受了这种现实，继续登记这些人户为食盐生产者，但是要求每一灶丁上缴6石米谷代替原来的3200斤食盐。这些粮食被用来资助那些仍留在海岸的灶户，再由他们来弥补盐场定额。然而，这种措施后来没有执行下去。留下的灶户都要自给自足，甚至在15世纪早期就已经不再普遍发放工本米了，后来逐渐取消。粮食征收事实上变成了一种人头税，向草荡地征收的田赋这时已经指定为“荡价”（参见第三章第四节），二者的收入都归入都转运使司的盐课收入。一旦这种趋势被确定下来就永远都不会改变〔33〕。在16世纪，就像将被描述的那样，两浙地区仅有一小部分收入实际上是来自于官盐出售。

另一个变化是灶丁的减少，这发生在除两浙以外的所有产盐区。1529年，两淮运司在册的灶丁有23100名，与14世纪的36000名灶丁形成了鲜明对比〔34〕。山东运司在1581年上报大约有灶丁20000名，而在王朝早期则有45220名灶丁。灶丁的减少不能用来说明实际劳动力的缩减〔35〕。有明一代，在盐业生产中不存在人力缺乏现象。上报灶丁数量不断减少，仅仅意味着国家控制的食盐不断流失。如果当时的人记载的生产能力不断稳定地发展确实可信的话，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实际上也是有很大的增长。好几位明朝官员猜测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两淮地区食盐产量是洪武时期的三至四倍〔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