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重新解释三个中国（第7/7页）

我们的城市太缺少有如此责任感的、总体的、具有长期考虑的规划者了。即使有，他们的责任感，他们的长期考虑，也往往是一厢情愿。因为事情往往也是这样——批售土地的是一些官员，负责城市规划的是另一些官员。前者是有实权的大官，后者是有虚权的小官。对于一座城市，建设规划局局长又究竟能有多大权力？通常只不过是检查违章建筑和按照指示绘制蓝图而已。

一座城市，它的总体的、将来的、长远的规划究竟构思在什么人心里呢？它20年后会是怎样的？50年后会是怎样的？半个世纪后会是怎样的？——我们的城市，其实缺少如此为它鞠躬尽瘁的人，更缺少这样的固定的实权机构。

某些城市的大规划、大城市建设举措，即使造福一方，也往往是现任一、二把手们极具个人拍板色彩的公仆行为。于是往往又引出了负面现象——城市建筑方面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

最后我想说，我们的每一座城市，有必要产生某种固定的，规划水平很高的，由官员、专家、学者以及民众代表组成的规划权力机构。它所拥有的应是至高权力，超越于任何个人权力之上。正如司法部门应超越于任何个人权力之上。它将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大众珍惜城市里的每一块土地。它将替人民大众构思城市总体的、长远的蓝图。那种个人以特权批售城市土地的现象，早就应该被视为非法了。它将更有效地鼓励房地产商加盟城市建设的能动性，同时也更有效地限制他们资本的无孔不入以及见缝插针的牟利行为。

而我们的城市公民，应提升起这样的一种正当意识——归根结底，城市乃是人民的城市。城市的土地面积是极为有限的。作为特殊资源，是尤其宝贵的。每一个城市公民都有权睁大双眼，监督每一处城市土地的出售情况，要求过程的透明度。并且，每一个城市公民，都有权对自己认为不当的城市土地的出售和使用提出质疑和批评。

中国有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言用以形容中国房地产业和城市的关系，对双方都包含了警醒的意义。

不具备人文思想的头脑，作为公民难以产生自觉的公权要求，作为公仆难以产生自觉的公权意识，作为城市难以有理性的现在和更人性化的将来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