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日本是我们心灵上的钝刀（第8/10页）

在共进晚餐时，中西隆三先生通过翻译主动与我交谈。他说他并不是替日本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他只是替中国感到遗憾。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将证据和数字收集得更翔实些呢？他说，在日本，持怀疑态度的人其实为数不少，有些中国人写的纪实书籍，数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怀疑态度的人更加怀疑了……

我说，有的日本人，当年日军侵华时，到过中国南京，现在中国“开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时隔半个世纪，他到处走着，看着，竟得意扬扬他说——“南京，我又回来了！”

我问，说这样的话，持这种得意心态的日本人，是对的吗？

中西先生立即回答：“这不对！这很可恶！”

晚餐后，中西先生似乎还有许多话要与我交谈。我看出了这一点，就邀上翻译，请他们同到我房间去做客。

在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坐定，翻译坐我们之间。中西先生望着我那种凝重又恳切的目光，使我看出他内心里有许多重要的话，欲对我，一个中国作家和电影编剧倾诉。使我不禁地暗想，如果我们不需要翻译就能够直接交谈多好！

我说：“中西先生，也许您非常想知道，一个我这种年纪的中国人，是否会对日本人怀有历史遗传给我们的仇恨感吧？”

翻译将我的话译给他听后，他不禁一愕，表情更严肃了，目光更凝重了，连连点头，用发音不太准确的中国话说：“是的，是的……”

我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手指夹住两端给他看，同时说：“烟不会越吸越长。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中日两国，50年前是冤家，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许多中国人和许多日本人，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可贵的工作。我们中日电影剧作家之间的交流，其实也具有促进中日友好的意义。我们共同都要做的，不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记住仇恨，而是要告诫他们，永远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对不对？”

翻译将我的话译给他听后，他连说：“对，对！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日本人所要努力做到的！”

我吸那支烟时，他又说：“我们这一代日本人，铃木先生、山内先生、胜目先生、马场先生等，“二战”时期，都是儿童和少年。日本所遭受的原子灾难，在我们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记忆。当我们渐渐长大后，我们才明白日本为什么会遭到原子灾难，才明白我们日本，也曾给亚洲别国的一代人，主要是中国的一代人童年和少年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记忆。所以我们既怜悯自己，也怜悯他人。我们是交替做着三种噩梦长大的一代日本人──原子灾难的噩梦、侵华罪恶的噩梦、中国向日本军事复仇的噩梦……不知不觉我们老了，年轻人已经厌烦了我们这一代的忏悔和教诲，我们却只有羡慕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地活着，不再受战争恐怖和战争罪恶的影响多好！……”

翻译将他的话译给我听时，他将他的笔拿在了手里……

我将一页白纸推给他……他在纸上写下这样两行中文：

人类爱和平，世界永和平！

让我们共同反对战争，日中友好万岁！

我猜，这两行中文字，一定是他常写常练的。

我很珍视地将那页纸夹在了一本书里，并带回国了……

我们离开日本那一天，是雨天。日方预先并未安排中西先生送我们，但他冒雨赶来了。连把雨伞也没打，衣服淋湿了。每一个日本朋友都无例外地送给了我们小礼物，从笔到咸菜……

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的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乎义父的监护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儿终究是要长大的。那小孩儿必然地也就长大了。轻功硬功内功外功都具备了，甚至足以和他“过招”了，眼见着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这时他的“监护人”角色便有些尴尬起来。他的“江湖地位”，也便不时地受到自己的“监护”对象和“培养”对象的滋扰了。也许还远构不成威胁，但的确使他从此平添了某种不安的心事。这心事越来越成为他的忧患……

“二战”后，日本没有了军队。它不再能对别的国家张牙舞爪了。它由“猛兽”变成了“驯兽”。它的政治和外交，最初的二三十年，是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的。它实际上成了美国的“二等盟国”。和美国之间，它处于类乎“领养子”的地位。

没有了军队，也就没有了军事开支。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笔巨大的军事负担的免除。

没有了军队，政治变得相应地单纯了。军队的叛变、哗变、政变，军队对政治的一切掣肘和干预，都便是子虚乌有之事了。于是政治仅仅成了政客们之间的“文戏”表演。“文戏武唱”的情况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了。天下也就一直太平。政客们的争斗，纵然再激烈，都是不会导致“内乱不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