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第17/25页）

　　乾隆中后期，腐败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继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者。像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爆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十万，数十万。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四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一般来说，高级领导干部经过组织程序千挑万选，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质均应大大高于官僚队伍的平均水平。确实，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被处理的高级官员，不过三五人而已。到了中期之后，形势为之一变。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都陷入腐败的泥潭。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

　　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朝，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不懂这些潜规则，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如果不贪污，一个人就无法操纵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贪污，他也没办法建功立业。在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贪污大案——甘肃冒赈案，就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族起义，乾隆皇帝派兵进剿。由于事发突然，甘肃一时难以筹集大量兵饷。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四万两，以解燃眉：“臣甘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

　　聪明反被聪明误。读到这个奏折，乾隆的第一反应不是大加赞赏，而是心中一愣。众所周知，甘肃是个穷省，官员收入很低，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在布置战争的同时，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赞家产来源。一查之下，甘肃冒赈案迅速败露。

　　原来，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赞的前任山西人王掸望任甘肃布政使。他对皇帝说，甘肃这些年连年大旱，百姓饿死不少。因此他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粮运动，捐得多的富户可以取得“监生”资格。对救灾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掸望的建议。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王氏却只收银子，不收粮食。数年之间，就筹集了上百万两白银。这笔钱他一分也没有用来救灾，而是在命令各级政府编造假账报销后，与各级官员私分掉了。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掸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纷纷称赞大清王朝好。这样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掸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王廷赞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继续贪污。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年初，甘肃省共有二十七万多人捐了监生，收银一千五百多万两，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二百九十余万两。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

　　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同时，还要将发放数目、具体领取人名字、数额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然而王掸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也并没有人举报揭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