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激荡（第5/8页）

开始是在红军与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后来是在蒋介石与日本人之间玩弄平衡。他们当中有相当一批人存在这样的心理：完全服从国民政府，服从蒋介石是不行的，必须要靠一个力量来制约蒋介石。

靠谁的力量呢？靠日本的力量。

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它与国内的革命战争不一样，当一个外来的力量，当日本介入之后，你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来摆平国内的一些派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很危险了。

宋哲元也是位抗日英雄，但是他在抗日之前，也曾反复犹豫，反复动摇，反复在亲日与抗日之间摇摆不定。宋哲元不是不知道民族大义，但他当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为了不让蒋介石的军队进入华北，他觉得有必要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和蒋介石之间玩弄一种平衡，对蒋介石作出一种牵制。

当年，如果没有日本人，蒋介石的军队就有可能长驱直入，把华北占领了，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是杂牌，将来怎么维持生存是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宋哲元开始在日本人和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这种平衡术最后确实把宋哲元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日本人在华北步步进逼，宋哲元基本上是步步后退，眼看就要被日本人拉了过去。

从这一点看，我们最该感谢的是中国的民意。

就在宋哲元动摇不定的时候，促使他终于坚定信心，不站到日本人一边，坚决地站在中华民族一边，最大的原因来自什么呢？就是来自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其中包括1935年12月爆发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包括上海的舆论对天津方面所产生的强大压力；还包括天津本地的报纸，天津《大公报》在1935年12月发表的社论，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都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

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在日本人步步进逼面前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学生、报纸、记者、民意、商界，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终于促使宋哲元下了抗日决心，与蒋介石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华北自治。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宋哲元已经确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战略方针：坚决抗日。“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就是二十九军的军歌。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坚决的抵抗措施。

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次觉醒，而到了1937年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觉醒，整个民族的觉醒。至此，抗日已经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党派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权势集团的问题了，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了。

虽然抗日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汉奸，但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已被动员起来了，很多抗日态度不坚定的人，包括宋哲元这样的民国将领，甚至蒋介石本人，都在国内舆论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到了那一刻，在中国除了汉奸，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土肥原贤二是华北汉奸之父。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都作为东京国际战犯审判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真正的历史，所以说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

87.土肥原贤二如何为日本侵华作准备

日本侵华军队中的重要人物土肥原贤二是1945年东京审判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个汉奸之父，同时也是个特务头子，当然还是个著名的日军指挥官。

从这个人身上，能充分地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要灭亡中华的野心。

前面说过，土肥原贤二早年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那时他就与阎锡山结下了很亲密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土肥原贤二到山西去，当时阎锡山已经是山西的军阀，是山西王了，统一掌管山西所谓的党政军大权。老同学土肥原去看他，阎锡山待若上宾。

20世纪20年代中日关系还不是那么紧张，土肥原到了山西之后，他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求到山西各地转转。老同学提出这个要求，这是人之常情，阎锡山便慨然应允。山西的任何地方，土肥原只要愿意去的都可以去，由阎锡山提供一切方便。

但阎锡山万万想不到，他的老同学土肥原趁在山西旅游的工夫，把山西的兵要地志作了详细的侦察和记录。尤其是走到晋北雁门关一带，土肥原一边看，一边详细地记录了路况，包括桥梁、道路和山路，重武器能不能通过，土肥原全都掌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