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篇】 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三）（第17/22页）

从文献看，最初只是臣子为国君、天子服丧，后来，随着君王权威的提高，君丧逐渐成为每位普通百姓都要为之服丧的国丧、大丧。

朋友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有同道之恩，如果发生丧事，前往吊唁时，不穿丧服，只要将系上缌麻之服的首绖和腰绖即可，而且吊唁结束之后就可以除去。

如果有人客死他乡，周围没有亲人可以为之主丧，怎么办呢？这时，他的朋友应该起来负责将他的遗体护送回故乡。这位朋友不是他的血亲，但又不能穿平常的衣服料理丧事，礼书上规定了一种权变的办法：先袒免（wen），就是袒露左臂，再用一条一寸宽的麻带从颈后向前额绕去，然后再往回绕到发髻处打结，此外，再系上朋友吊唁用的首绖和腰绖。一旦将遗体运回故乡，丧事就由死者的亲属接管，护送着就可以除去丧饰。

八、服丧期间必须坚守的原则

古人很看重人在服丧期间的表现，以此来判断人的情感的真假，以及德行的高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鲁襄公卒，鲁襄公之妾敬归的妹妹齐归的儿子公子裯被立为国君，也就是鲁昭公。由于他是庶出，既非嫡子，又非长子，德行也不好，襄公死了，他‘居丧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本应哀戚，却有喜色，所以大臣穆叔极力反对他继位。昭公当时已经十九岁，而童心不减，在安葬襄公之日，依然嬉戏如常，以致将丧服弄脏，‘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一连换了三次丧服，而衣襟还是脏得像旧的一样，‘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认为从他在丧期中的表现，就可以断定他不得善终。

《礼记·檀弓下》也记载了一个故事。晋国的大夫智悼子（即荀盈）死了，还没有埋葬，晋平公就喝起酒来，还让乐师师旷和近臣李调陪饮，鼓钟助兴。杜蒉听说后，直接进入寝门，走上堂，舀了一杯酒命令师旷喝，又舀了一杯酒让李调喝，然后自己喝了一杯，什么也不说就下堂了。晋平公感到奇怪，把他喊了回来，问他刚才的举止是什么意思？杜蒉说：纣王死于甲子日，夏桀在乙卯日被流放，后来的君王都把甲子、乙卯作为忌日，不敢奏乐。如今，您的大臣智悼子的灵柩尚未安葬，这种悲痛要比甲子、乙卯之日大得多，您却饮酒作乐。师旷身为晋国的乐师，居然没有提醒国君，所以，我让他喝罚酒。李调是国君的近臣，竟为了酒食而忘了国君的过错，所以，我也让他喝罚酒。晋平公问杜篑：为什么你自己也喝酒呢？杜篑说：我不过是执掌膳食的宰夫，却超越职权，过问起国君的过失，所以也要受罚。于是，杜篑洗了酒爵，舀了酒，高高举起。晋平公十分惭愧，对左右的侍者说：将来我死了，一定不要废了这个酒爵，要永远记住杜篑的劝戒。这个故事说的是，君臣之间在丧期如果不能体现出应有的情分，君臣关系就会不正常。到南宋时，国君甚至不出席朝廷重臣的丧礼，朱熹认为这不仅是君臣感情淡漠的表现，而且是国家衰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失亲之痛，发自内心，丧服是为了体现内心悲伤而制定的，丧期的长短是由生这与死者的恩情决定的。因此，在服丧期间，应该时时追思死者对自己的恩情，为失去至亲骨肉而哀伤不已，那里会有心情去享用酒肉美食、欣赏音乐舞蹈，更不会有男女之欢。所以，在古代社会，凡是居丧期间有饮酒作乐、生儿子等行为的，都会被视为丧失人性、不知亲情的禽兽之行，为社会所不齿，甚至受到官府的制裁。有关的记载，史不绝书，此不赘引。

九、丧服制度在海外的孓遗

中国的丧服制度传入朝鲜半岛后，在当地普遍遵行。时至今日，由于西方宗教与文化的强劲进入，以及由于工业经济下的人们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在韩国的城市里已经很少看到身穿丧服的人。但在传统文化的积淀比较深厚的韩国农村，特别是在某些世家大族中，丧服制度还比较完整地保留着。1998年初，韩国庆尚北道清道有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去世，他的子孙和弟子决定为他举行‘儒林葬‘，即地道的儒家葬礼，实际上是《朱子家礼》中的丧葬礼仪。笔者前往考察时发现，死者的几位儿子都身着斩衰的丧服，据说布料是用专门从中国进口的麻做的；丧服的边缘都不缝边，可以看到刀斩的痕迹；丧服的下衣还上衣的衰、负版等丧饰，以及丧冠的样式等等与中国古代礼书所记载的完全一样；首绖和腰绖用颜色十分粗恶的麻绳搓成。由于死者已是九十高龄，家族中五代同堂，服丧者有上百人之多，不同亲属关系的亲戚，根据五等丧服服丧，衣服的颜色、精粗等判然有别。整个丧礼，严格按照《朱子家礼》的仪节进行。据说，由于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即使在韩国能这样按照古礼办丧事的人家也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前往观礼的专家学者、摄影爱好者、民俗研究者以及电视台的记者等竟有几百人之多。在远离中国的地方看到千年之前传播而来的、如同活化石的丧礼，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