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的文学青年生涯（第8/10页）

　　前辈说得轻松。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的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我也没有什么过人的才气。这把火哪那么容易“点着”。

　　不过，他说的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作为一个写了相当年头的作家，我对一些心照不宣的事也相当清楚：在任何领域，都没有那么多“顺理成章”。只要你的才气不足以掀翻地球，那么你就有必要“经营”一下自己。

　　这就是中国“圈子社会”的现实。如果有了人脉连接，你完全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四两拔千斤。事实上，我写作生涯的大部分“成功”，除了一开始几篇“自发投稿”是完全自我奋斗之外，其他的重要几步，也都是在人脉的连接下完成的：那篇《无处收留》最终得以在“一流刊物”上发表，毕竟是文能先生不懈推荐的结果。第一本书的出版，则是刘元举先生向老乡祝勇介绍我的副产品。《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样好的出版社出版，是因为在那之前认识了丁东先生，再加上章诒和先生的序。而我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卖得不错，柴静写的那个跋和刘瑜、老六的帮着吆喝自然功不可没……我不得不承认，“圈子”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这个时代，信息的大海之中，你其实只能看到进入视野的这一小片儿。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常理，只不过在中国社会，人们更习惯于这种“手工式”的联结。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叫喊和跳跃的时代，如果想要从草根地位到达成功高度，你需要喊破嗓子，跳上桌子。

　　但我还是修正不了心中那个奇怪的“应该”情结。

　　那一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屈指数起我们认识的所有文学朋友，大大小小百十来人，没开过文学性的“作品研讨会”的，只有我一个。有一次，一位对我一直很欣赏的文学活动家和我详细谈了给我开研讨会的计划，我不置可否，结果他很生气，觉得我过于“傲慢自大”，从此很少再与我来往。

　　我根本不是什么“清高孤介”。作为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我也对别人说过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我也请过一位文学奖的评委朋友吃过饭，我也曾画虎不成反类犬地学习过“应酬”，我也曾经很想在圈内获得“成功”，以便能获得各种相关的好处。我只是后来确定，我喜欢“舒服”多过“成功”。

　　作为一个读过些中国历史的人，理智上我对“人情社会”的规矩抱有高度的“同情之理解”，但是在感情上，我却无法经常地勉强自己。我是一个羞涩的人，帮我开了专栏的吴玄，我后来在一次文学会议上见到，我居然没好意思对他表达我的感谢之意。归根结底，也许是成长的背景，让我一直固执地以为有一种“应该”，有一种“清洁”。我纠正不了这个“错觉”。

　　坚持这种“应该”经常让我与身边的生活产生一点排异。比如虽然“名人荐书”现在已经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我的几本书也都请他人进行过推荐，但我一直觉得推荐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不止一个朋友请我为其书写推荐语，我读了作品后都极力推卸了，因此得罪了好友，也只好认了。爱惜羽毛、不辜负读者对自己的信任，这一选择似乎不需要经过任何思考。

　　不料前些天在网上浏览时，看到一则新书的宣传文章，介绍一本马上要出版的历史类书籍。封面上印着李承鹏等四个人推荐，其中一个赫然是我的名字。更为离奇的是，封底还有“我写的”一段推荐语。而事实上，对这本书，这个作者，甚至这个编辑，都一无所知。

　　我致电这家我很熟悉的著名民营出版机构，问是怎么回事。编辑说张老师，那个推荐语是我写的，我忘了征求您同意了！

　　我说那赶紧去掉我的名字吧，我不能推荐这本书。编辑很惊讶，说，推荐一本书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张老师您就同意吧，请您推荐，不是说明您在读者心目中有很大影响吗？这是好事啊！我觉得那推荐语写得也不错啊！

　　我费了好多口舌之后，编辑才相信我是认真的。她说，封面已经印出来了，如果更改，要损失很多钱。经她请求，出版机构的领导同意给我一笔丰厚的推荐费，以换取我不撤掉推荐。

　　我拒不同意。编辑又找到我的一位好友做我的工作，原来编辑是辽宁人，是我好友的同学的侄女。据说好朋友的同学为这事还专门跑了趟沈阳：

　　因为小编辑刚刚工作不久，如果让出版社蒙受损失，可能会失去工作。

　　这位朋友以前很热心地帮过我的忙。他多次打来电话，劝我想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