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的文学青年生涯（第5/10页）

　　在此之前，虽然已经发表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当“作家”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拥有大量读者的，是会收到如潮反响的。你看那些著名作家的采访，不是都说某篇作品发表后，会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吗（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其中会掉出漂亮女读者的照片）可是，没有任何读者给过我反馈。也没有任何评论家者注意过我的存在，甚至我身边也没有任何人表示他们读过我的东西。当然，我的写作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我担心可能失败。不过，我期望的是，在我成为作家之后，被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在杂志上惊讶地发现。现在，我已经“成功”了，已经是“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了，可似乎从来没人知道这一点。

　　我把这归咎于没有在“一流期刊”上发表过东西。我特意到单位的图书室查了一下，里面确实没有订《鸭绿江》或者《北方文学》之类的省级期刊。

　　如今，我在《钟山》上露面了。图书室里确乎有这本杂志的。那些评论家们肯定也都看这本杂志。这次，我算是登上文坛，露了脸了吧？

　　果然，在看到杂志后的第二个月，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颇有点不寻常：她是彼时以一本《现代化陷阱》在全国引起反响的学者何清涟。她说，她在《钟山》上读到《无处收留》之后感觉非常“震骇”，遂找到主编傅晓虹要到我的联系方式。她说了很多肯定赞赏的话。她还说，她是先学历史后学经济，与我恰好相反。她最后说，她此时“因言贾祸”，情况很不顺……总之信写得很长，随信还一口气寄来她的三本书，一本书上题写了“宝剑赠烈士”五个大字。

　　我当然兴奋。我当然激动。我等着更多的反响，对我到那时为止自认为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应。

　　没想到，何清涟的这封信居然成了绝响。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文学刊物的读者的反馈，更不用说什么评论家或者文学权威的反应了。单位图书室的那本《钟山》，似乎也从来没有人借阅过。我费尽全力，朝湖水里扔了一块大石头，然后侧耳倾听：半天过去了，毫无声响。

　　原来湖不在那。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发觉，“八十年代”已经逝去，世界已经变了。

　　八十年代一本文学刊物，动辄几十上百万的销量。连东北边地的《鸭绿江》，发行量一度都达到四十万册。“一本《十月》或者《当代》，往往先在大学宿舍间流动，然后可能在理发店、医院病房、工厂车间、商店柜台之间持续作布朗运动；也可能是从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于无形。”仅仅十年后，这一情景已经恍如隔世。某位主编说，“你不能去问一个诗歌期刊的主编，他的杂志发行有多少册，这就像问一个女人她的年龄一样。”

　　文学不再能带来轰动效应，不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那些最有才华的人不再从事文学了。他们去从政、从商，去做个循规蹈矩的白领，都比做文学青年靠谱。许多才华正盛的作家，都纷纷转行去给导演们打工，写电影、电视剧。“文学”变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来讲，你发表的作品，只有编辑以及你通知到的几个同行会读。

　　与上两项变化互为因果，大部分文学也告别了社会，告别了读者，仅仅成为一种有气无力的惯性。八十年代，文学替全国人思考，为全国人启蒙，指点江山、激昂“斗志”。如今，文学变得“纯粹”了，但是也纯粹到了水至清则无鱼的境地。

　　也不能说我没有得到过反馈。在得知我发表了一些东西后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长曾经郑重其事地和我探讨过“写作”这个话题。据他理解，在作家当中，写散文的尚属正常，写小说者都是准精神病患者，而写诗则是一个人精神有问题的确凿证据。

　　同时，我全力写作的年龄正是一个中小城市青年找对象的关键时段，“不好好上班”、“写小说儿（人们管文学杂志上的东西一律叫做小说）”

　　不但没成为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个好的婚姻对象的证明：这证明我不会很好地沿着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之路攀登，反而有成为浪荡之人的可能。在我逃离了“行长秘书”这一职位后，这一征兆更为明显。而回首我的大学同学，大部分已经混成科长，有的已经是副处长、处长，更有人已经成了亿万富翁。

　　奇怪的是，了解了这一事实后我并没有过分沮丧。做为一个小城市里的普通大学毕业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虽然不能凭写作“功成名就”，但是我发现了并且习惯了写作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