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无处收留：吴三桂（第7/17页）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

　　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清史稿·祖大寿传》共四千余字，其中关于祖大寿降清之后六年之内的事迹记载仅寥寥三十二字：

　　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公元1640年），大寿卒。

　　这枯燥平淡的几十字，从一个侧面明确传递出祖大寿生命中最后六年生活的压抑、灰暗：那是一种苟活。

　　明初有这样一个故事：元朝末年的礼部尚书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后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虽然他是个汉人，可是从一而终的原则却高于民族分野。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

　　朱元璋此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举动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他因为欣赏危素的忠义而把他救上来，却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出于利用危素的品质而信任他，却使自己成了鼓励贰臣的人主。

　　在危素尽心尽力地为他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这一点，当然，他是不会错的，那么只能是危素错了。于是这个危素在他眼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风后闲坐，危素从门口进来，足声橐橐（tuò）。

　　朱元璋问：“来人是谁？”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对危素泰然自若的语气十分反感，冷冷地说：“老臣危素，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

　　不久，朱元璋举行朝会，廷臣牵来元宫廷驯养的一头大象来表演节目。不料，这头大象可能是到了新环境不太适应，死活不肯表演，让满朝文武大为尴尬。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把这头大象杀了。可是事后一想，却认为大象是忠于故主，应该褒扬，遂命令予以厚葬。然后，他又让人做了块牌子，上面写上“危不如象”四个字，挂在危素身上，来奚落这个不幸的老头。不久，朱元璋找了个借口，把危素流放到了边远地方，让他在屈辱中郁郁而死。

　　我们不知道武人吴三桂是否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对于投降之后的精神代价，他必然比我们认识得深刻痛切。

　　吴三桂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两座牌坊

　　历史上那座有名的宁远城，现在叫作兴城。

　　当年祖大寿亲自督建的古城墙依然雄踞，墙顶那些青灰色的古意斑驳的城砖，曾经印上过祖大寿和吴三桂的足迹。

　　游荡在古城之中，城中心的那两座巨大的石头牌坊吸引着所有来到这里的人的目光。这两座建筑依然以三百多年前刚刚矗立起时的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雄赳赳地俯视着过往人群，不过现在这种神气却显得有点自作多情。

　　因为三三两两的游人们只是抬头看看牌坊上面那些依然精美的浮雕，然后摸摸下面那两个石狮子的头，没有几个人去认牌坊的主人费尽心思刻在上面的那几个繁体字。那几个字刻得极高，要认清楚，必须费老大的劲抬头才成。

　　前面的那座牌坊上的几个字是“忠贞胆智”，后面更为高大的那座上的四个大字是“登坛骏烈”。这些字的意思是表彰当初守卫这座城池的将军，表彰他们的忠贞和英勇。它们要表彰的人就是祖大寿和祖大乐。这两座牌坊是祖氏兄弟在皇帝的批准下自己修建的。后来，这两位热衷于自我表彰的将军同时背叛了他们的皇帝。

　　看着这两座石牌坊，最先想到的是它们为什么要建得这么高大，以至于经过其下的人会体验到一种压迫感。而且，下面还要放两头狰狞的狮子来保卫？这里面体现了一种与世俗拉开距离的努力，一种俯视一切、凌驾一切的意味。而这种俯视一切、凌驾一切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的核心。

　　基本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作为凝聚人心整合全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每个社会总是竭力高扬这种价值观，巩固这种关系社会向心力的精神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