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劫难逃：张献忠（第3/30页）

　　就连在《水浒传》中，那些用理想的笔墨塑造出来的好汉们，也视“洗荡”村庄为常事。宋江攻下有“一二万人家”的祝家庄后，立刻“与吴用商议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只因石秀说道，祝家庄里有一个老人，曾经给梁山好汉们指路，“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宋江这才大发善心，唤来老人，对他说：“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就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

　　对农民起义军的军纪作风，其实不能苛求。这些好汉们拿起刀枪前，手里握的是锄头。他们文化素质低下，聚集在起义的大旗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为了什么“纲领”，而仅仅是因为饥饿。很难想象，仅仅因为握住了武器，他们就会从“愚昧狭隘”的中国农民瞬间化蛹为蝶成“革命战士”。

农民起义的本质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中学历史课本上说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故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来“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

　　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人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红巾黄巾、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仅清朝二百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在三百次以上。

　　然而，略翻一下世界史，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只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八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十六世纪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

　　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国的农民起义使命是改朝换代，规模巨大，破坏力惊人。而西方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破坏性远较中国为小。997年，诺曼底地区的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1024年，法国布列塔尼起义，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1525年，爆发德国农民战争，主要目的是宗教述求，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实现“基督教弟兄之爱”。

　　如果把起义简单地等同于革命，我们几乎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农民。

　　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会不公正的一个群体。

　　这样的人群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走投无路。

农民和农奴的区别

　　中国农民被称为“民”、“百姓”，而西方农民被称为“农奴”。从字面上看，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然而，事实却是相反。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一个群体。

　　早在商鞅和孟子的时代，政治家们就已认定，只有让农民处于既不“转死沟壑”，又无“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们世世代代“死徙无出乡”，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极早开始，中国政治家们就发明了“户口制度”和“保甲制度”这双重控制体系，天涯海角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毫无遗漏地织入帝国行政网络之内。

　　在这个控制体系中，居民们一生下来就被登记注册，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并且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一家有罪，邻里遭殃。

　　这种控制，实际上比西欧那种庄园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束缚要严密得多。

　　与此同时，历朝政府又坚持不懈地阻断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渠道，厉行打击民间的宗教组织和集会结社行为，使农民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比如元朝政府，禁止汉人划龙舟、赶集、夜间点灯。靠白莲教红巾军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刻取缔了白莲教。大清律则明确规定，百姓之间结拜兄弟是犯罪行为。

　　如此严密的社会控制，目的当然是为了“万世一系”，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们的财富以供养自己。中国政权对农民征课的各种租税，实际上总是远远超过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之类的限额。